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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這個紙醉金迷的大城市裡,有人選擇做職業流浪漢

銀座高級俱樂部裡穿著精緻和服的媽媽桑、表參道上品牌店落地玻璃倒映出的時尚女郎、霞之關林立高聳的辦公樓裡西裝筆挺的精英人士……參差百態的人充斥在東京的各個角落, 形成各色鮮活的畫面。 毫無疑問, 東京是一個所有人都可以找到最為舒適“衣服”的城市。

但在這個城市裡, 卻有這樣一群人, 他們衣著襤褸、蓬頭垢面, 總是以一種空洞的眼神凝視著遠方, 仿佛這個城市的繁華與寂寞都和他們無關。 他們一直存在著, 不打擾任何人, 卻也是一道獨特的風景。 懷著極大的好奇心, 我們找到了這個群體中的幾個人,

向他們詢問為何偏偏選擇了這樣一件“衣服”—— homeless 。

所有帶著溫暖的東西都會引發一場惡鬥,

所以我不需要

如果你在某個夜晚路過新宿或者代代木, 看到一位身材矮小、長相詼諧的老爺爺, 當你端起相機想要拍他的時候, 他會向你擺出一個專業模特的 pose 。

“要保持清潔才不會生病”

第一次看到 Hiro 是在一個日本潮牌的官網上。 A(LeFRUDE)E 是一個木村拓哉、堂本剛等眾多日本知名藝人青睞的完全預約制服裝品牌,它的專用模特卻是一個身材矮小、長相詼諧的老爺爺。 這反差著實充滿了魅力。 於是我找到品牌設計師, 問, 他是誰? A(LeFRUDE)E 的設計師佐野先生告知我, 這是一個流浪漢, 生活在新宿代代木一代。 你如果有興趣, 我可以幫你約他,

但他沒有住所, 所以也沒有手機(在日本辦理手機必須要有固定住址), 每一次的見面都很困難, 你願意等待嗎?

沒有人會拒絕這樣一個有趣的人, 卻沒想到這一等就等了近半年, 其間 Hiro 身體不適, 甚至無法完成新季度的樣品拍攝, 與 Hiro 見面的日子也是一推再推, 見到他時, 他的長髮已經被剪成了乾淨俐落的短髮。

“要保持清潔才不會生病。 ”他略顯羞澀地說。

“ 40 歲那年, 我開始成為一名專業流浪漢。 在此之前, 我賣過車, 在文具製作公司工作過, 就和這裡來來往往的人一樣, 一個普通的上班族。 ”我們席地坐在新宿西口一個賣彩票的攤位邊上, 開始了這次的對話。 “後來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簡單來說就是站錯隊了。

當時我不想和任何人交流, 也懶得對付各種人、虛情假意地笑啊……於是我選擇成為流浪漢。 ”

“為什麼很多流浪漢喜歡選擇新宿澀穀這一代?”

“因為繁華的地方吃的比較多, 無論是過期食物還是喝剩下的酒, 都可以比較容易拿到。 大家都會選擇這樣的地方。 至於睡覺, 你只要別睡到馬路中間, 哪裡都能睡。 我以前習慣睡在地下鐵那裡, 那裡比 JR 站更熱乎。 只要有紙箱, 什麼都可以做, 擋風擋雨, 躲進去了, 就可以不和別人說話, 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了。 但所有帶著溫暖的東西都會引發一場惡鬥, 所以我不需要。 比如為了爭奪一條毯子, 很多流浪漢會大打出手, 每個月都會有人因為這樣的東西被打到出血。 ”

“你會覺得寂寞、悲觀, 是你還沒有經歷過真正可怕的黑暗的日子”

正聊著, 佐野先生跑了過來, 說, 走, 我們去代代木公園開始拍攝吧。 Hiro 興奮得像個孩子一樣發出“哇哦”的叫聲, 他拉著我說, “走, 帶你去看看改變我命運的地方。 ”

在前往代代木公園的路上, 他手舞足蹈著和我說, “那裡有我很多的回憶, 我在代代木公園有套房子!用紙箱搭起來的一戶建築。 你看那一片, 之前我的老朋友, 你不認識他, 就住在那裡, 現在不知道去哪裡了。 ”那天我第一次, 看見他露出了一點寂寞的表情, 我說, 我以為流浪漢都是寂寞的, 你好像很開朗。

Hiro 歪著脖子瞪大眼睛, 對我說:“ 你會覺得寂寞、悲觀, 是你還沒有經歷過真正可怕的黑暗的日子, 我之前也是如此。 可是現在的我, 什麼樣的世界沒看過。

我看到過人倒在血泊裡, 也見過人和流浪貓搶吃的, 我還進過看守所, 差點失去自由。 經歷過這些, 我看現在的所有都是美好的, 不開心的活也是活, 那為什麼不笑著活下去。 ”說著, 他回給我一個大大的笑臉。

和 Hiro 拍照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他完全不輸專業模特, 他知道該如何做表情, 也知道每件衣服需要怎樣的 pose 。 攝影師的每一個要求他都能馬上理解並給予反應。 我對佐野先生說, 你可真是幸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拍攝體, 你是怎麼發現他的?

“他有一個朋友開古著服裝店, 他偶爾會去幫忙, 那個朋友一直救濟著他, 他生病之後還把店的倉庫借給他落腳, 所以他現在終於有聯繫方式了。 我有次去那家店, 當時 Hiro 正好在幫忙, 他一下子吸引了我,他太適合我們品牌的風格了。我就邀請他為我的衣服拍攝每一季的新品宣傳照,他一聽說可以得到報酬就開心地答應了,每次拍完拿了錢就去買酒喝。偷偷告訴你,他來拍攝照片的時候,我都選擇讓他不要洗頭洗澡馬上拍,我希望有那種……感覺。這感覺換來的是,每次拍攝完後都必須馬上把洗衣服送去清洗, 有時候我真的差不多打算扔了那件衣服。”

“ 你今年已經 58 歲了,有考慮過流浪漢‘ 畢業’嗎?”拍攝結束後,我問 Hiro 。

“我也想找個不需要去站隊、不去應付不喜歡的人的工作。但流浪漢‘畢業’,誰知道呢?”

我只是跟著“風”在慢慢前行

我和大輔先生約在一個中午見面,地點是一位元我們共同認識的設計師的辦公室陽臺上。我見到他時,他花白的頭髮隨意地散著,身著一件領口已經變色的 T 恤,隨身帶的包裡不知道放了什麼,鼓成一個奇怪的形狀。

“雖然很多人都一直把我當成流浪漢看待,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他拉過一把椅子,跟我說你坐這裡,然後又拉過另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對面,說,“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我會努力記住,雖然我現在的記憶力已經不是那麼好了。”

我自我介紹後問他,“您現在高夀?能告訴我您為什麼選擇流浪漢一樣的生活嗎?”

“ 76 歲了。我不是流浪漢,我有住所。雖然很多人都一直把我當成流浪漢看待,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他猛吸一口煙,把煙蒂滅了後,隨手揮散了空氣裡的煙霧, 對著我抱歉地笑了笑。

“我 30 多歲的時候開始從事暗黑舞踏,那之前,我在電視臺做道具師。那時我認識了大野一雄、土方巽(日本著名舞踏師)他們,大家一起跳舞。你們中國人,沒有看暗黑舞踏的吧?我看過你們的民族舞蹈,陽光,自由,和光一樣,是抱著感恩的心情在跳的。暗黑舞踏不是,我們的舞蹈是‘暗’,它存在于光的對立面或者說背後,但是沒有它,也就不存在光了。”

“有首歌叫《21世紀的精神異常者》,我們都是”

“您相信命運嗎?我無比相信,比如今天遇見您,我的老師叫細江英公(日本殿堂級攝影師,曾為大野一雄、土方巽拍攝過攝影集)。”我回道。

“那我認識他可比你早。當年大野先生要拍《蝴蝶之夢》(細江英公為大野一雄拍攝的攝影集)時,我還去了。這就是和‘風’一樣,為什麼是你找到了我要聽我說話。或許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決定了,你把他叫作‘命運’,我把它叫作‘風’。從事暗黑舞踏,我有時需要在臺上一個多小時一動不動,但那是你覺得我沒有在動,我的血管裡有血液在流動,我的毛孔在伸縮,我的頭髮被風吹動著,我在動。一切在流動前行的東西,都是和‘風’在一起,而我,只是跟著‘風’在慢慢前行。”

他停頓了一下,仿佛在思考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過了一會兒,開口繼續說。

“流浪漢一樣的生活算是我的健身方法吧。我沒事做的時候,就穿得很舒服的樣子,比如今天這樣的打扮。然後,先快走 3000 米,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會開始有一點點累的感覺,這就是最好的時機,你找個地方,進入冥想。你可以聽見風的聲音、鳥的聲音、花開花落的聲音,應該是因為經常這樣,我就被流浪漢當成同伴了吧,但是,誰會拒絕同伴呢 ?結束冥想後,我再站起來,快走 3000 米。”

“為了可以進入冥想的那個點,我沒有目的地快走,也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你看我的身體。”他拉高衣服露出肚子給我看,“沒有多餘的脂肪吧。有時候天黑了,一時回不了家,就找個地方休息。我也沒有孩子,家裡老伴說了,我可以自由地生活,她賺錢也可以。”

聊天結束後,我說,我讓車送你到車站吧。他揮揮手,“ 就那些東西把人養懶了,看不見它們了,限制的太多又想太多”。他從包裡拿出一個 walkman ,按下播放,笑著對我說,“有首歌叫《 21 世紀的精神異常者》,你還有我,我們都是。”

到東京的巴士車票只需要3600日元,而我那時口袋裡有4000日元,於是我就上了那班車

在新宿站下車,從東口出來後穿過一條 500 米長的巷子,就能看見歌舞伎町一番街的看板。毫無設計感的看板下永遠擠滿了各國遊客,他們舉著自拍杆對著鏡頭笑得明媚而一致。看板邊上是爆買團,他們正在往行李箱裡塞著各種藥妝,堆堆疊疊的東西成了一道固定的風景線。

木村先生的店就開在這裡——一家“ JK ”咖啡館(“ JK ”咖啡館為店員都是在校女高中生的咖啡館)。我們約好了在他的店裡見面。

“只要不死,怎麼樣都好”

“ 20 歲那年,我工作的公司倒閉了,那是在 23 年前,那會兒日本的經濟開始慢慢衰落了。我高中文憑,不知道該幹什麼,就每天在老家岐阜晃來晃去。”木村坐在我對面,點上一根煙開始說了起來。“有天我就沿著高速公路邊晃蕩,一輛去東京的巴士停在那裡,司機告訴我,到東京的巴士車票只需要 3600 日元,而我那時口袋裡有 4000 日元,於是我就上了那班車。”

“只有 4000 日元你也敢?”

“ 4000 日元夠付車票錢,還有 400 日元富餘呢。車到了東京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就沿著山手線開始走。直到走到了池袋,我坐在那裡的公園的長椅上。你知道西口那個公園嗎?”他抖了抖已經很長的煙灰。

“果然每一個迷茫的人都喜歡那裡?”

“那是個讓人安靜下來的地方。我在池袋生活了近一年,餓了有商業街的試吃、便利店的過期食物,渴了有公園裡的水,冷了有別人丟棄的紙箱。只要不死,怎麼樣都好。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當時這一整條街沒一個店有營業執照,每晚都是脫衣舞娘秀和SM秀,又髒又有趣”

“後來為什麼離開了那裡?”

“有天,我看到一份招工啟事——輕輕鬆松月入 50 萬( 50 萬日元當時約為 4 萬人民幣),我心動了,就拿著招工啟事來到了新宿歌舞伎町。先是在一個店裡幹。那個老闆,嘴巴有那麼大。”木村先生用拿著煙的手的小指比畫了一下臉,從嘴角一直延伸到耳墜。“不騙你,說是被人劃的。我當時慫,一看那樣子想跑的力氣都沒了,根本不是輕輕鬆松月入 50 萬,拉皮條可沒那麼賺。一個客人 1000 日元(當時約 80 元人民幣)。”

我想那段歲月他應該是開心的,因為他的眼睛裡一下放出了光芒。

“當時這一整條街沒一個店有營業執照!每晚都是脫衣舞娘秀和 SM 秀,又髒又有趣,你進去了就算不嗑藥,出來都跟剛磕完似的。我在大嘴巴店裡幹了一年,存了點錢,想著回家一趟。我剛到老家,打開電視就看見他的店被人端了。我也沒了固定(工作)的店。”

“後來我就開始在街上拉人。一個客人拉到店裡,我能賺 1000 日元。有時店裡的人會給我張卡,是倒楣被風俗店威脅的客人的卡。我幫他們把客人卡裡的錢都取光,一次能拿到 10000 日元。還有個賣包的、沒有牙齒的大爺隔三差五地出現在那條街,我也不知道他的包是偷的還是從哪個陪酒小姐手裡搶來的。我幫他賣包,一個包也能有個兩萬酬勞。那包非常好賣,往地上一攤,也沒人驗貨,就嘩嘩嘩地賣完了。”

“但拉皮條不是個長久生意。我那時候都不敢上街,有時遇到前幾晚被店裡搶了的客人,立馬就要躲起來。那會兒這條街上,每晚都是各個國家的黑幫鬥毆。你們中國人路子可真是野。”他突然大笑著指著我的臉繼續說,“我們日本混混打架,不到最後不動拳頭。中國的一出來就亮刀子,還沒開口就已經一刀子紅了,這野路子我也是怕了。那會兒有個中國人開的風俗店,老闆姓李。他那店非常有名,許多明星都來過。後來歌舞伎町被整頓,就成了現在無趣、無聊的樣子。”

“我聽說你也隨之消失了一段時間?”我問他。

“喂!店內不許交換 line (日本通訊工具)。”他教訓完,繼續和我說,“ 我們可是合法經營,都是學生,可別在我店裡發生什麼事,”他指著身後的經營證給我看。離開店時已經傍晚,在門口發傳單的女孩子微笑著和我說,“再來玩呀。”我依然不知道他消失的那幾年的去向。但知道“木村”是他回來後的新名字,他的引薦人告訴我他叫藤井還是植田來著,他有無數個假名,也許你遇到他的時候,他就不是“木村先生”了。

我走過歌舞伎町的看板轉過身,毫無設計感的看板下依然擠滿了各國的遊客,舉著自拍杆對著鏡頭笑得明媚而一致。看板邊上是爆買團,正在往行李箱裡塞著各種藥妝,堆堆疊疊的東西成了一道固定的風景線。

攝影:緒方秀美 / 撰文:minami295 / 新媒體:紅先森

他一下子吸引了我,他太適合我們品牌的風格了。我就邀請他為我的衣服拍攝每一季的新品宣傳照,他一聽說可以得到報酬就開心地答應了,每次拍完拿了錢就去買酒喝。偷偷告訴你,他來拍攝照片的時候,我都選擇讓他不要洗頭洗澡馬上拍,我希望有那種……感覺。這感覺換來的是,每次拍攝完後都必須馬上把洗衣服送去清洗, 有時候我真的差不多打算扔了那件衣服。”

“ 你今年已經 58 歲了,有考慮過流浪漢‘ 畢業’嗎?”拍攝結束後,我問 Hiro 。

“我也想找個不需要去站隊、不去應付不喜歡的人的工作。但流浪漢‘畢業’,誰知道呢?”

我只是跟著“風”在慢慢前行

我和大輔先生約在一個中午見面,地點是一位元我們共同認識的設計師的辦公室陽臺上。我見到他時,他花白的頭髮隨意地散著,身著一件領口已經變色的 T 恤,隨身帶的包裡不知道放了什麼,鼓成一個奇怪的形狀。

“雖然很多人都一直把我當成流浪漢看待,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他拉過一把椅子,跟我說你坐這裡,然後又拉過另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對面,說,“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我會努力記住,雖然我現在的記憶力已經不是那麼好了。”

我自我介紹後問他,“您現在高夀?能告訴我您為什麼選擇流浪漢一樣的生活嗎?”

“ 76 歲了。我不是流浪漢,我有住所。雖然很多人都一直把我當成流浪漢看待,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他猛吸一口煙,把煙蒂滅了後,隨手揮散了空氣裡的煙霧, 對著我抱歉地笑了笑。

“我 30 多歲的時候開始從事暗黑舞踏,那之前,我在電視臺做道具師。那時我認識了大野一雄、土方巽(日本著名舞踏師)他們,大家一起跳舞。你們中國人,沒有看暗黑舞踏的吧?我看過你們的民族舞蹈,陽光,自由,和光一樣,是抱著感恩的心情在跳的。暗黑舞踏不是,我們的舞蹈是‘暗’,它存在于光的對立面或者說背後,但是沒有它,也就不存在光了。”

“有首歌叫《21世紀的精神異常者》,我們都是”

“您相信命運嗎?我無比相信,比如今天遇見您,我的老師叫細江英公(日本殿堂級攝影師,曾為大野一雄、土方巽拍攝過攝影集)。”我回道。

“那我認識他可比你早。當年大野先生要拍《蝴蝶之夢》(細江英公為大野一雄拍攝的攝影集)時,我還去了。這就是和‘風’一樣,為什麼是你找到了我要聽我說話。或許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決定了,你把他叫作‘命運’,我把它叫作‘風’。從事暗黑舞踏,我有時需要在臺上一個多小時一動不動,但那是你覺得我沒有在動,我的血管裡有血液在流動,我的毛孔在伸縮,我的頭髮被風吹動著,我在動。一切在流動前行的東西,都是和‘風’在一起,而我,只是跟著‘風’在慢慢前行。”

他停頓了一下,仿佛在思考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過了一會兒,開口繼續說。

“流浪漢一樣的生活算是我的健身方法吧。我沒事做的時候,就穿得很舒服的樣子,比如今天這樣的打扮。然後,先快走 3000 米,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會開始有一點點累的感覺,這就是最好的時機,你找個地方,進入冥想。你可以聽見風的聲音、鳥的聲音、花開花落的聲音,應該是因為經常這樣,我就被流浪漢當成同伴了吧,但是,誰會拒絕同伴呢 ?結束冥想後,我再站起來,快走 3000 米。”

“為了可以進入冥想的那個點,我沒有目的地快走,也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你看我的身體。”他拉高衣服露出肚子給我看,“沒有多餘的脂肪吧。有時候天黑了,一時回不了家,就找個地方休息。我也沒有孩子,家裡老伴說了,我可以自由地生活,她賺錢也可以。”

聊天結束後,我說,我讓車送你到車站吧。他揮揮手,“ 就那些東西把人養懶了,看不見它們了,限制的太多又想太多”。他從包裡拿出一個 walkman ,按下播放,笑著對我說,“有首歌叫《 21 世紀的精神異常者》,你還有我,我們都是。”

到東京的巴士車票只需要3600日元,而我那時口袋裡有4000日元,於是我就上了那班車

在新宿站下車,從東口出來後穿過一條 500 米長的巷子,就能看見歌舞伎町一番街的看板。毫無設計感的看板下永遠擠滿了各國遊客,他們舉著自拍杆對著鏡頭笑得明媚而一致。看板邊上是爆買團,他們正在往行李箱裡塞著各種藥妝,堆堆疊疊的東西成了一道固定的風景線。

木村先生的店就開在這裡——一家“ JK ”咖啡館(“ JK ”咖啡館為店員都是在校女高中生的咖啡館)。我們約好了在他的店裡見面。

“只要不死,怎麼樣都好”

“ 20 歲那年,我工作的公司倒閉了,那是在 23 年前,那會兒日本的經濟開始慢慢衰落了。我高中文憑,不知道該幹什麼,就每天在老家岐阜晃來晃去。”木村坐在我對面,點上一根煙開始說了起來。“有天我就沿著高速公路邊晃蕩,一輛去東京的巴士停在那裡,司機告訴我,到東京的巴士車票只需要 3600 日元,而我那時口袋裡有 4000 日元,於是我就上了那班車。”

“只有 4000 日元你也敢?”

“ 4000 日元夠付車票錢,還有 400 日元富餘呢。車到了東京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就沿著山手線開始走。直到走到了池袋,我坐在那裡的公園的長椅上。你知道西口那個公園嗎?”他抖了抖已經很長的煙灰。

“果然每一個迷茫的人都喜歡那裡?”

“那是個讓人安靜下來的地方。我在池袋生活了近一年,餓了有商業街的試吃、便利店的過期食物,渴了有公園裡的水,冷了有別人丟棄的紙箱。只要不死,怎麼樣都好。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當時這一整條街沒一個店有營業執照,每晚都是脫衣舞娘秀和SM秀,又髒又有趣”

“後來為什麼離開了那裡?”

“有天,我看到一份招工啟事——輕輕鬆松月入 50 萬( 50 萬日元當時約為 4 萬人民幣),我心動了,就拿著招工啟事來到了新宿歌舞伎町。先是在一個店裡幹。那個老闆,嘴巴有那麼大。”木村先生用拿著煙的手的小指比畫了一下臉,從嘴角一直延伸到耳墜。“不騙你,說是被人劃的。我當時慫,一看那樣子想跑的力氣都沒了,根本不是輕輕鬆松月入 50 萬,拉皮條可沒那麼賺。一個客人 1000 日元(當時約 80 元人民幣)。”

我想那段歲月他應該是開心的,因為他的眼睛裡一下放出了光芒。

“當時這一整條街沒一個店有營業執照!每晚都是脫衣舞娘秀和 SM 秀,又髒又有趣,你進去了就算不嗑藥,出來都跟剛磕完似的。我在大嘴巴店裡幹了一年,存了點錢,想著回家一趟。我剛到老家,打開電視就看見他的店被人端了。我也沒了固定(工作)的店。”

“後來我就開始在街上拉人。一個客人拉到店裡,我能賺 1000 日元。有時店裡的人會給我張卡,是倒楣被風俗店威脅的客人的卡。我幫他們把客人卡裡的錢都取光,一次能拿到 10000 日元。還有個賣包的、沒有牙齒的大爺隔三差五地出現在那條街,我也不知道他的包是偷的還是從哪個陪酒小姐手裡搶來的。我幫他賣包,一個包也能有個兩萬酬勞。那包非常好賣,往地上一攤,也沒人驗貨,就嘩嘩嘩地賣完了。”

“但拉皮條不是個長久生意。我那時候都不敢上街,有時遇到前幾晚被店裡搶了的客人,立馬就要躲起來。那會兒這條街上,每晚都是各個國家的黑幫鬥毆。你們中國人路子可真是野。”他突然大笑著指著我的臉繼續說,“我們日本混混打架,不到最後不動拳頭。中國的一出來就亮刀子,還沒開口就已經一刀子紅了,這野路子我也是怕了。那會兒有個中國人開的風俗店,老闆姓李。他那店非常有名,許多明星都來過。後來歌舞伎町被整頓,就成了現在無趣、無聊的樣子。”

“我聽說你也隨之消失了一段時間?”我問他。

“喂!店內不許交換 line (日本通訊工具)。”他教訓完,繼續和我說,“ 我們可是合法經營,都是學生,可別在我店裡發生什麼事,”他指著身後的經營證給我看。離開店時已經傍晚,在門口發傳單的女孩子微笑著和我說,“再來玩呀。”我依然不知道他消失的那幾年的去向。但知道“木村”是他回來後的新名字,他的引薦人告訴我他叫藤井還是植田來著,他有無數個假名,也許你遇到他的時候,他就不是“木村先生”了。

我走過歌舞伎町的看板轉過身,毫無設計感的看板下依然擠滿了各國的遊客,舉著自拍杆對著鏡頭笑得明媚而一致。看板邊上是爆買團,正在往行李箱裡塞著各種藥妝,堆堆疊疊的東西成了一道固定的風景線。

攝影:緒方秀美 / 撰文:minami295 / 新媒體:紅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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