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布：直視印度最大貧民窟的地下生活
15歲的貧民窟男孩卡魯死在孟買國際機場的登機口外。 被發現時， 他上身裸露， 眼睛被鳥啄出， 景象凄慘。
卡魯來自安納瓦迪貧民窟——它距離“高大上”的孟買國際機場不遠， 四周被豪華酒店包圍著。 1991年， 一群從印度南部來修機場的民工建起了這個貧民窟。 這里骯臟、逼仄、污水橫流。 三千余居民中， 只有六人有正式工作， 剩下的不少人， 靠從機場撿拾垃圾和盜竊為生。 其中， 卡魯是慣犯。
無人知道卡魯是因偷竊暴露被打死， 還是因舉報毒販遭到報復。 想快速結案的警察給他安了一個荒誕死因：肺結核……
這樣的故事， 在《地下城》這本書里屢見不鮮。 從2007年開始， 普利策獲獎記者凱瑟琳·布用時三年， 深入采訪安納瓦迪貧民窟的居民， 據此寫成《地下城》。 書里有趴在馬路上慢慢死去的肺結核病人， 有為權力出賣自己身體的女野心家， 有公然索取賄賂、逮捕無辜者的警察， 有因嫉妒自焚后誣告鄰居的婦女……
過去二十年， 凱瑟琳·布一直都在報道貧困地區， 思索社會資源不對等問題。 《地下城》并未停留在一個旁觀者的獵奇視角， 而是深入到貧民窟居民的生活， 還原一個個真實生命的歷程。 在展現人性的善良之外， 它也揭露出一個殘酷的事實：窮人未必會互相扶持， 資源匱乏的情況下， 他們更有可能互相踩踏。
《地下城》一經出版， 即引起巨大關注， 曾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并被比爾·蓋茨推薦。 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認為：“它呈現了印度都市中那些生活動蕩、無權無勢者的喜悅與悲傷、憂愁與韌性。 ”
今年， 這本書在中國問世。 圍繞此書， 谷雨郵件采訪了其作者凱瑟琳·布。
走入“地下城”
2001年， 凱瑟琳·布和她的印度丈夫相識。 從那時起， 凱瑟琳便開始留意印度因經濟大爆發帶來的一系列變革。 有些變化是難以忽視的， 例如林立的高樓大廈和豪華住宅區。 但她也注意到， 貧窮地區的狀況鮮有問津。 在全球高速發展的今天， 貧窮問題雖被重點研究， 卻缺乏普遍關注度。 凱瑟琳認為， 無論在印度還是美國，
思考后， 凱瑟琳選擇孟買作為突破口， 一是她跟隨丈夫在這座城市生活過， 二是她發現在大量的書籍和電影偏向于對其富裕程度的渲染， 在電影中更是充斥著對諸如大盜妓女寶萊塢化的升格， 缺失對在城市中生活的平凡生命的報道和記述。
對凱瑟琳來說， 她更感興趣的是城里女性的家庭生活， 目光更多地傾注在為養家糊口而從事臨時工種的人群， 以及社會教育對于貧困狀況的改善。
她試圖發現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給貧窮地區個體帶來的積極影響。 但年復一年， 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正面效益仍未惠及這部分人群，
于是， 凱瑟琳·布將視線放在孟買機場附近大大小小的兩百多個貧民窟之一——安納瓦迪上。 在采訪開始階段， 她發現要取得這些人的信任完全不可能， 和一些整天為生存奔波的人們談信任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她經常提及初期去貧民窟的場景：穿過豪華的孟買新機場， 很多年輕人和孩子跟在她身后大聲喊著：“喜來登， 洲際酒店， 希爾頓……”他們認為凱瑟琳是一個誤闖貧民窟的外國游客。 她的發色和皮膚跟周圍環境是如此格格不入。
凱瑟琳從來不去想這些人在背后如何談論她。 在隨后的日子里， 她開始嘗試讓他們習慣自己的存在。
有一次， 安納瓦迪貧民窟的孩子們邀請隔壁貧民窟的孩子們一起玩耍。 新來的孩子們發現凱瑟琳正坐在阿卜杜勒倉庫里進行采訪， 他們興奮地圍觀。 而安納瓦迪貧民窟的孩子們則并沒有顯露出過多的關注， 凱瑟琳意識到， 自己的出現終于不再特別。
從觀察到聆聽， 從個體到共鳴
項目最開始， 選擇采訪對象完全沒有可能實現。 凱瑟琳只能盡可能地觀察所有人。 她跟著他們到處走， 和他們做同樣的事情， 拾荒、垃圾分類、做家務， 甚至跟隨他們偷竊。但隨著交際范圍變大，她開始學會區分普通事件和特例。
記者出身的凱瑟琳并沒有刻意去尋找重大事件或是具有傳奇色彩的個人。她將焦點放在那些能讓人產生共鳴，能展現一個社會開放架構和基本狀況的案例。
同時，采訪對象的后期走向也很難預測。
在她開始和阿卜杜勒接觸時，凱瑟琳只是希望通過對他的采訪，展現在這個被豪華酒店包圍的骯臟角落，像阿卜杜勒一樣的人們如何通過拾荒、分撿垃圾賣錢來延續自己的生活。她并沒有料到會引發關于他偷竊問題和社會公正度的討論。這種個體帶來的爭議性是她在預先選擇時沒有預想到的。
為輔助采訪素材的整理，凱瑟琳參考研究了上千份資料。這些資料對凱瑟琳的寫作幫助很大。一方面，它為書中描述事件提供背景資料，同時也為采訪中列舉的實例提供理論支持。
例如，凱瑟琳在考據過程中發現幾乎所有在安納瓦迪貧民窟發生的死亡事件，警局給出的死因都十分荒誕可笑。這一點促使她著手對這些案件進行調查研究。她比較了很多關于這些死亡案件的報道，并通過印度的《信息自由法案》申請到了這些案件的官方資料，對資料進行梳理，發現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在凱瑟琳寫作時，采訪錄制過程中的一些畫面會不停地出現在她腦海，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拍攝于孟買恐怖襲擊前幾天的一個夜晚。那個畫面神奇地收錄了專屬于貧民窟夜晚的背景音：分贓不均的爭吵，自縊未遂少女的哭泣，泰米爾式的音樂，左鄰右舍關于垃圾收購價格下調的喋喋不休。
就在這種嘈雜又和諧的氛圍下，被采訪的阿卜杜勒奇跡般地開始張嘴談論自己的生活。凱瑟琳相信正是這種氛圍給了他勇氣，讓他產生向他人傾訴自己人生的欲望。
“如果易地而處，我將如何生存”
在近三年的采訪寫作過程中，每當她與朋友談論起在貧民窟的特殊經歷，他們都會問到，為什么她的很多經歷都沒有寫進書里。凱瑟琳認為她的這本書不應該是一本貧民窟悲慘事件集。這對貧民窟的日常很不公平。
這里的生活是多種多樣的，這里有轉動自行車車軸玩耍的兒童，有在公廁里討論明星的少女，有一邊閑話家常一邊擔心著他們孩子的父母；這里也有諸如Sunil和Sonu這樣的雙生子，他們在收集垃圾這種事情上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想象力，對未來充滿希冀。
如果讀者們只將視線放在他們困苦的人生上面，他們就淪為社會經濟畸形發展下的失敗典型。作為作者，凱瑟琳并不樂見這種角色的符號化。“他們是如此地酷，個性如此樂觀有趣。我和他們經常交換一些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例如腐敗和他人的漠不關心是升遷之路的大忌等。我希望我的讀者也能了解這一點，避免典型化，要發現他們的潛能。”
凱瑟琳的采訪過程并不一帆風順，她也曾遭遇過警察的威脅，但她并沒有在自己的書中提及這類事件。她認為讀者過多閱讀作者的經歷會產生代入感，這是她不想有的效果，她不愿意用自己的經歷去左右讀者的觀點。這會影響他們解讀書中各種人物的角度，會影響客觀和公正。
另一個角度而言，作者雖然在記錄真實，但并不意味著她的觀點就是真實的代表。凱瑟琳認為對事件本身的采集就是一種主觀的過程，雖然她自始至終都在避免成為只關注自己想表達的、只專注于自己想說的那一類非虛幻類作品的作者。“我不希望讀者在讀阿卜杜勒的故事時，腦海中呈現的是我坐在他的垃圾收集車上進行采訪的畫面，而是忽視這些，聚焦阿卜杜勒本身。”
凱瑟琳在關注中不停尋找著貧困的代表，采集到的案例也個性不同。她試圖從個體現象中發現一些關聯和共性，同時尋找它們來自宗教或地域甚至階級而產生的區別。就像她的采訪中，法蒂瑪出于憤怒而自焚或是阿卜杜勒對失去一切的恐懼遠勝于自己求之不得的渴望。
如何將個性放入共性中去考量，而不是用貧窮的共性抹殺個性，從而使讀者在閱讀時用另外的角度來理解人物，并與之建立聯系，在閱讀時不停地反思——“如果易地而處，我將如何生存”是她一直不停思考的。
每當收到讀者關于書中人物的評價和討論，凱瑟琳都會很興奮。畢竟她的書描寫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出于想象力的局限，也有可能無法讓讀者產生共鳴。
在寫作中她就有這樣的疑問：“哲學家John Rawls的問題不停地困擾著我——我將如何構建一個社會？當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將何處生存？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處于無助、無望、無力、無保護狀態時，我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凱瑟琳希望讀者也能帶著這個疑問去閱讀。
她不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書中記錄的這些人也根本沒時間去思考他們所處的世界，以及如何去構建更好的環境。他們每個人都在忙著為生存而斗爭，在強權的壓制中本能地為自己尋找一線生存之地。凱瑟琳無數次地強調，憑借一本書去改變世界根本就是無稽之談。但是做出改變的先決條件是看到錯誤之處，這才是這本書之于整個社會的意義。
“理解貧困才能理解社會”
谷雨：過去二十余年內你的采訪焦點都放在貧困地區，為什么？
Katherine Boo：貧民區聚集著那些受強權負面影響最大的人群，如果我們不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就無從了解強權的黑暗、了解社會發展的歷史。記錄窮人和那些無權者的故事有助于我們對社會實際情況的理解。
孟買貧民窟安納瓦迪。
谷雨：你在書中提及致貧的原因之一是中心城市準備不足造成一部分人口沒有固定工作，在中心城市清理人口足以緩解當前狀況嗎？
Katherine Boo：許多印度農村地區的人移民到城市，以逃避農村的嚴重貧困和種姓歧視。例如我在書中寫到的阿莎家族返回Vidarbha的事例，就是典型。（阿莎從孟買回到Vidarbha，因為曾在城市生活而受到禮遇。但她的女兒即便受過教育也無法掙脫種姓的制約，被迫嫁給一個昆比男子。為了擺脫令人絕望的貧困與嚴苛的種姓制度，許多人選擇奔向孟買尋找機遇。）
我認為強行將人們轉移到其他地方治標不治本。真正的解決辦法是在農村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和穩定經濟，阻止人們不斷向過度擁擠的城市遷移。但這一點對印度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而且，近幾年印度的出生率大幅下降。印度的一個權威社會科學研究調查表明，在女性識字率較高的地方，出生率明顯偏低。教育賦予婦女權利會有比政府強力干預人口更好的結果。
谷雨：你認為教育能改善貧困？
Katherine Boo：在世界范圍內，教育仍被視作可以治愈一切的靈丹妙藥。但在21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作被自動化、機器化取代。受教育程度和工作之間的關聯大幅減弱。無論低薪高薪人群都有不同的切身體會。我所遇到的很多工人都在采訪中傳遞出深深的擔憂。這也是很多政客們避而不答的問題。
席地而坐的貧民窟女孩。
“向讀者展示最原生態的貧民窟”
谷雨：你是如何讓被采訪者敞開心扉的？
Katherine Boo：我發現，作為一名記者，保持不干涉別人生活的透明狀態和對事物的尊重是打開別人心門的最好方法。我和他們一起體驗生活最困苦的地方，和他們一起了解這些項目的社會意義，讓他們覺得自己生活的細微之處會被準確地呈現。
我去詢問他們為什么愿意和潛在的讀者分享他們的生活時，我反復聽到這樣的聲音： “如果富人真的理解我們生活所面臨的挑戰，我想他們不會那么憎惡我們。”
安納瓦迪的小巷中玩耍的兒童。
谷雨：如何在采訪中保持最大程度的客觀公正？
Katherine Boo：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客觀，但是我在整理視頻或者采訪錄音時，會將事實情況與官方文件作反復對比，盡我所能去維持客觀中立。積累充分的證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從歷史上看，低收入人群的故事往往被那些政治權威所忽視。
因此當我指出政治權威的不公正或存在不當行為時，每當有人站出來反駁，我都會告訴他，我有海量的官方資料和強有力的事實證據作為支持。
谷雨：在書中你很少用第一人稱表達看法，為什么？
Katherine Boo：因為目前很多國家對窮人的報道中有太多基于刻板印象和偏見的觀點，而沒有足夠多的關于事實的展現。因此，我在寫作過程中希望多提供一些精確的事實，這樣可以幫助讀者形成他們自己的觀點，用多角度理解貧窮的人生。美國新聞業有句老話：向讀者展示比告訴他更好。我篤信這一點。
谷雨：所以你采用了多個故事并行的敘述方式？
Katherine Boo：是的。因為在很長時間里，我發現貧窮地區的新聞報道往往并不能反映底層社會中存在的多樣性，其局限性很大。貧民窟也是個小社會，也有它的階級分化。我希望讀者通過我的書能準確區分出貧民窟里最下層的居民，享有最高特權的人，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人生活狀況的不同。
貧民窟也存在不同宗教、種姓和地區身份的分化。當然書中描述的這些變化不是隨意安排，我在整理采訪案例時就做出了有意的選擇，以此強調孟買貧民窟的多樣性。
正在休息的安納瓦迪男孩。
谷雨：眾多讀者反饋中不乏比爾·蓋茨這樣的名人的正面評價，這些反饋對你有什么樣的意義？
Katherine Boo：能打動比爾·蓋茨確實讓我覺得驚喜和有趣，但如果只有富人對我的書做出回應，仍舊讓人沮喪。不過幸運的是，我也收到很多來自其他國家低收入人群的讀者來信。他們和印度貧民窟家庭一樣缺乏足夠的機遇，境遇相似，并對如何改變現狀感到困惑，對書中的人物感同身受。
“沒有什么可以阻擋我去發掘真相”
谷雨：在你眼中，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具有哪些素質？
Katherine Boo：我認為一個好的新聞工作者應該謙遜，隨時準備接受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錯誤的現實。同時要有足夠的耐心去了解一個社會及其運作方式，傾聽個人及其境遇的復雜性。第三是尊重他人。這種尊重無關被采訪者的社會地位。
谷雨：在貧民窟進行長時間采訪，你是如何克服語言障礙和文化障礙的？
Katherine Boo：我有一位非常熟練細致的翻譯Unnati Tripathi，她會幫助我進行采訪交流。同時我會經常自省，及時發現錯誤并改正。如果采訪時間只有一天，那被采訪者可能不會原諒文化差異導致記者對他的冒犯，但如果這個記者常年都與被采訪人在一起，那些生存在貧民窟之中的家庭會開始看到他的其他品質，而不是一個只會犯下愚蠢錯誤的傻瓜。
Katherine的印度翻譯Unnati Tripathi
谷雨：作為一名印度人，你的丈夫曾經告訴你不要從外表上判斷這個國家，在深入了解過這個國家之后，與你最初的印象相比差別有哪些？
Katherine Boo：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差別有很多，我列舉一個：在進行采訪前，我認為貧民窟造成了巨大且不必要的人才浪費。深入采訪之后我發現：人才浪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為貧困兒童上學而募捐的善款被富人階級挪用貪污。這種做法被當作習以為常甚至受到強權的保護。是貪污腐敗阻礙了貧民窟孩子們的成才之路。
谷雨：在你的采訪和寫作過程中，丈夫持有怎樣的態度？他提供了哪方面的支持？
Katherine Boo：我的先生Sunil Khilnani是歷史學家和公眾人物，在我進行這個項目之前他沒有和貧民窟打過交道。所以實操方面他并不能給我有效的指導，但他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在他看來，很多印度人都在關心社會不平等問題，并覺得政府在印度財富狀況和經濟增長后的社會支出方面沒有給民眾提供有效的信息，尤其是用來扶貧的支出，無人知道它的流向。
像他一樣的愛國人士想要更清晰地了解印度正在發生什么，從而可以更堅實地應對發生的問題。當我的書出版時（在美國和印度同時出版），我發覺他的想法是正確的。
谷雨：采訪安納瓦迪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有哪些？
Katherine Boo：在調查報道過程中我經常因為目睹警察的腐敗現象而遭受警察的恐嚇，這樣的困境使我瀕臨放棄。
有一個讓我記憶猶新的例子，他們將我和我的翻譯帶回警署，并當面討論應該讓我們背負什么樣的罪名。為此我們差點被定性為“恐怖主義嫌疑人”！
但當我意識到假如我真的放棄了我的項目，切實地針對孩子和那些家庭的犯罪就不會被記錄下來。這促使我鼓起勇氣面對不公正的一切，重新擁有將罪惡暴露在陽光下的勇氣。
感謝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非虛構寫作研究室供稿。
關于凱瑟琳·布
凱瑟琳·布，美國人。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先后在華盛頓的《城市報》和《華盛頓月刊》任編輯。1993年至2003年，在《華盛頓郵報》任調查記者。2000年因為撰寫了一系列揭露華盛頓智障人士收養機構內幕的文章而獲得“普利策公共服務類獎”。評委稱她的作品“揭露了這個城市中存在的忽視與虐待，迫使官員們承認現狀并著手改革”。2002年，憑借一篇抨擊美國福利制度的文章獲得了“西德尼·希爾曼獎”。2003年，來到《紐約客》，這里為她提供了更大的施展抱負的平臺。她寫的《婚姻療法》一文獲得了美國“全國雜志獎”的特寫單元獎。
采訪并文 / 高姝睿 翻譯 / 王浩宇 高姝睿 攝影 / 凱瑟琳·布 編輯 / 孫玫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谷雨致力于支持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了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谷雨計劃（guyuproject）”，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email protected]。
甚至跟隨他們偷竊。但隨著交際范圍變大，她開始學會區分普通事件和特例。記者出身的凱瑟琳并沒有刻意去尋找重大事件或是具有傳奇色彩的個人。她將焦點放在那些能讓人產生共鳴，能展現一個社會開放架構和基本狀況的案例。
同時，采訪對象的后期走向也很難預測。
在她開始和阿卜杜勒接觸時，凱瑟琳只是希望通過對他的采訪，展現在這個被豪華酒店包圍的骯臟角落，像阿卜杜勒一樣的人們如何通過拾荒、分撿垃圾賣錢來延續自己的生活。她并沒有料到會引發關于他偷竊問題和社會公正度的討論。這種個體帶來的爭議性是她在預先選擇時沒有預想到的。
為輔助采訪素材的整理，凱瑟琳參考研究了上千份資料。這些資料對凱瑟琳的寫作幫助很大。一方面，它為書中描述事件提供背景資料，同時也為采訪中列舉的實例提供理論支持。
例如，凱瑟琳在考據過程中發現幾乎所有在安納瓦迪貧民窟發生的死亡事件，警局給出的死因都十分荒誕可笑。這一點促使她著手對這些案件進行調查研究。她比較了很多關于這些死亡案件的報道，并通過印度的《信息自由法案》申請到了這些案件的官方資料，對資料進行梳理，發現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在凱瑟琳寫作時，采訪錄制過程中的一些畫面會不停地出現在她腦海，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拍攝于孟買恐怖襲擊前幾天的一個夜晚。那個畫面神奇地收錄了專屬于貧民窟夜晚的背景音：分贓不均的爭吵，自縊未遂少女的哭泣，泰米爾式的音樂，左鄰右舍關于垃圾收購價格下調的喋喋不休。
就在這種嘈雜又和諧的氛圍下，被采訪的阿卜杜勒奇跡般地開始張嘴談論自己的生活。凱瑟琳相信正是這種氛圍給了他勇氣，讓他產生向他人傾訴自己人生的欲望。
“如果易地而處，我將如何生存”
在近三年的采訪寫作過程中，每當她與朋友談論起在貧民窟的特殊經歷，他們都會問到，為什么她的很多經歷都沒有寫進書里。凱瑟琳認為她的這本書不應該是一本貧民窟悲慘事件集。這對貧民窟的日常很不公平。
這里的生活是多種多樣的，這里有轉動自行車車軸玩耍的兒童，有在公廁里討論明星的少女，有一邊閑話家常一邊擔心著他們孩子的父母；這里也有諸如Sunil和Sonu這樣的雙生子，他們在收集垃圾這種事情上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想象力，對未來充滿希冀。
如果讀者們只將視線放在他們困苦的人生上面，他們就淪為社會經濟畸形發展下的失敗典型。作為作者，凱瑟琳并不樂見這種角色的符號化。“他們是如此地酷，個性如此樂觀有趣。我和他們經常交換一些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例如腐敗和他人的漠不關心是升遷之路的大忌等。我希望我的讀者也能了解這一點，避免典型化，要發現他們的潛能。”
凱瑟琳的采訪過程并不一帆風順，她也曾遭遇過警察的威脅，但她并沒有在自己的書中提及這類事件。她認為讀者過多閱讀作者的經歷會產生代入感，這是她不想有的效果，她不愿意用自己的經歷去左右讀者的觀點。這會影響他們解讀書中各種人物的角度，會影響客觀和公正。
另一個角度而言，作者雖然在記錄真實，但并不意味著她的觀點就是真實的代表。凱瑟琳認為對事件本身的采集就是一種主觀的過程，雖然她自始至終都在避免成為只關注自己想表達的、只專注于自己想說的那一類非虛幻類作品的作者。“我不希望讀者在讀阿卜杜勒的故事時，腦海中呈現的是我坐在他的垃圾收集車上進行采訪的畫面，而是忽視這些，聚焦阿卜杜勒本身。”
凱瑟琳在關注中不停尋找著貧困的代表，采集到的案例也個性不同。她試圖從個體現象中發現一些關聯和共性，同時尋找它們來自宗教或地域甚至階級而產生的區別。就像她的采訪中，法蒂瑪出于憤怒而自焚或是阿卜杜勒對失去一切的恐懼遠勝于自己求之不得的渴望。
如何將個性放入共性中去考量，而不是用貧窮的共性抹殺個性，從而使讀者在閱讀時用另外的角度來理解人物，并與之建立聯系，在閱讀時不停地反思——“如果易地而處，我將如何生存”是她一直不停思考的。
每當收到讀者關于書中人物的評價和討論，凱瑟琳都會很興奮。畢竟她的書描寫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出于想象力的局限，也有可能無法讓讀者產生共鳴。
在寫作中她就有這樣的疑問：“哲學家John Rawls的問題不停地困擾著我——我將如何構建一個社會？當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將何處生存？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處于無助、無望、無力、無保護狀態時，我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凱瑟琳希望讀者也能帶著這個疑問去閱讀。
她不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書中記錄的這些人也根本沒時間去思考他們所處的世界，以及如何去構建更好的環境。他們每個人都在忙著為生存而斗爭，在強權的壓制中本能地為自己尋找一線生存之地。凱瑟琳無數次地強調，憑借一本書去改變世界根本就是無稽之談。但是做出改變的先決條件是看到錯誤之處，這才是這本書之于整個社會的意義。
“理解貧困才能理解社會”
谷雨：過去二十余年內你的采訪焦點都放在貧困地區，為什么？
Katherine Boo：貧民區聚集著那些受強權負面影響最大的人群，如果我們不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就無從了解強權的黑暗、了解社會發展的歷史。記錄窮人和那些無權者的故事有助于我們對社會實際情況的理解。
孟買貧民窟安納瓦迪。
谷雨：你在書中提及致貧的原因之一是中心城市準備不足造成一部分人口沒有固定工作，在中心城市清理人口足以緩解當前狀況嗎？
Katherine Boo：許多印度農村地區的人移民到城市，以逃避農村的嚴重貧困和種姓歧視。例如我在書中寫到的阿莎家族返回Vidarbha的事例，就是典型。（阿莎從孟買回到Vidarbha，因為曾在城市生活而受到禮遇。但她的女兒即便受過教育也無法掙脫種姓的制約，被迫嫁給一個昆比男子。為了擺脫令人絕望的貧困與嚴苛的種姓制度，許多人選擇奔向孟買尋找機遇。）
我認為強行將人們轉移到其他地方治標不治本。真正的解決辦法是在農村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和穩定經濟，阻止人們不斷向過度擁擠的城市遷移。但這一點對印度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而且，近幾年印度的出生率大幅下降。印度的一個權威社會科學研究調查表明，在女性識字率較高的地方，出生率明顯偏低。教育賦予婦女權利會有比政府強力干預人口更好的結果。
谷雨：你認為教育能改善貧困？
Katherine Boo：在世界范圍內，教育仍被視作可以治愈一切的靈丹妙藥。但在21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作被自動化、機器化取代。受教育程度和工作之間的關聯大幅減弱。無論低薪高薪人群都有不同的切身體會。我所遇到的很多工人都在采訪中傳遞出深深的擔憂。這也是很多政客們避而不答的問題。
席地而坐的貧民窟女孩。
“向讀者展示最原生態的貧民窟”
谷雨：你是如何讓被采訪者敞開心扉的？
Katherine Boo：我發現，作為一名記者，保持不干涉別人生活的透明狀態和對事物的尊重是打開別人心門的最好方法。我和他們一起體驗生活最困苦的地方，和他們一起了解這些項目的社會意義，讓他們覺得自己生活的細微之處會被準確地呈現。
我去詢問他們為什么愿意和潛在的讀者分享他們的生活時，我反復聽到這樣的聲音： “如果富人真的理解我們生活所面臨的挑戰，我想他們不會那么憎惡我們。”
安納瓦迪的小巷中玩耍的兒童。
谷雨：如何在采訪中保持最大程度的客觀公正？
Katherine Boo：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客觀，但是我在整理視頻或者采訪錄音時，會將事實情況與官方文件作反復對比，盡我所能去維持客觀中立。積累充分的證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從歷史上看，低收入人群的故事往往被那些政治權威所忽視。
因此當我指出政治權威的不公正或存在不當行為時，每當有人站出來反駁，我都會告訴他，我有海量的官方資料和強有力的事實證據作為支持。
谷雨：在書中你很少用第一人稱表達看法，為什么？
Katherine Boo：因為目前很多國家對窮人的報道中有太多基于刻板印象和偏見的觀點，而沒有足夠多的關于事實的展現。因此，我在寫作過程中希望多提供一些精確的事實，這樣可以幫助讀者形成他們自己的觀點，用多角度理解貧窮的人生。美國新聞業有句老話：向讀者展示比告訴他更好。我篤信這一點。
谷雨：所以你采用了多個故事并行的敘述方式？
Katherine Boo：是的。因為在很長時間里，我發現貧窮地區的新聞報道往往并不能反映底層社會中存在的多樣性，其局限性很大。貧民窟也是個小社會，也有它的階級分化。我希望讀者通過我的書能準確區分出貧民窟里最下層的居民，享有最高特權的人，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人生活狀況的不同。
貧民窟也存在不同宗教、種姓和地區身份的分化。當然書中描述的這些變化不是隨意安排，我在整理采訪案例時就做出了有意的選擇，以此強調孟買貧民窟的多樣性。
正在休息的安納瓦迪男孩。
谷雨：眾多讀者反饋中不乏比爾·蓋茨這樣的名人的正面評價，這些反饋對你有什么樣的意義？
Katherine Boo：能打動比爾·蓋茨確實讓我覺得驚喜和有趣，但如果只有富人對我的書做出回應，仍舊讓人沮喪。不過幸運的是，我也收到很多來自其他國家低收入人群的讀者來信。他們和印度貧民窟家庭一樣缺乏足夠的機遇，境遇相似，并對如何改變現狀感到困惑，對書中的人物感同身受。
“沒有什么可以阻擋我去發掘真相”
谷雨：在你眼中，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具有哪些素質？
Katherine Boo：我認為一個好的新聞工作者應該謙遜，隨時準備接受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錯誤的現實。同時要有足夠的耐心去了解一個社會及其運作方式，傾聽個人及其境遇的復雜性。第三是尊重他人。這種尊重無關被采訪者的社會地位。
谷雨：在貧民窟進行長時間采訪，你是如何克服語言障礙和文化障礙的？
Katherine Boo：我有一位非常熟練細致的翻譯Unnati Tripathi，她會幫助我進行采訪交流。同時我會經常自省，及時發現錯誤并改正。如果采訪時間只有一天，那被采訪者可能不會原諒文化差異導致記者對他的冒犯，但如果這個記者常年都與被采訪人在一起，那些生存在貧民窟之中的家庭會開始看到他的其他品質，而不是一個只會犯下愚蠢錯誤的傻瓜。
Katherine的印度翻譯Unnati Tripathi
谷雨：作為一名印度人，你的丈夫曾經告訴你不要從外表上判斷這個國家，在深入了解過這個國家之后，與你最初的印象相比差別有哪些？
Katherine Boo：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差別有很多，我列舉一個：在進行采訪前，我認為貧民窟造成了巨大且不必要的人才浪費。深入采訪之后我發現：人才浪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為貧困兒童上學而募捐的善款被富人階級挪用貪污。這種做法被當作習以為常甚至受到強權的保護。是貪污腐敗阻礙了貧民窟孩子們的成才之路。
谷雨：在你的采訪和寫作過程中，丈夫持有怎樣的態度？他提供了哪方面的支持？
Katherine Boo：我的先生Sunil Khilnani是歷史學家和公眾人物，在我進行這個項目之前他沒有和貧民窟打過交道。所以實操方面他并不能給我有效的指導，但他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在他看來，很多印度人都在關心社會不平等問題，并覺得政府在印度財富狀況和經濟增長后的社會支出方面沒有給民眾提供有效的信息，尤其是用來扶貧的支出，無人知道它的流向。
像他一樣的愛國人士想要更清晰地了解印度正在發生什么，從而可以更堅實地應對發生的問題。當我的書出版時（在美國和印度同時出版），我發覺他的想法是正確的。
谷雨：采訪安納瓦迪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有哪些？
Katherine Boo：在調查報道過程中我經常因為目睹警察的腐敗現象而遭受警察的恐嚇，這樣的困境使我瀕臨放棄。
有一個讓我記憶猶新的例子，他們將我和我的翻譯帶回警署，并當面討論應該讓我們背負什么樣的罪名。為此我們差點被定性為“恐怖主義嫌疑人”！
但當我意識到假如我真的放棄了我的項目，切實地針對孩子和那些家庭的犯罪就不會被記錄下來。這促使我鼓起勇氣面對不公正的一切，重新擁有將罪惡暴露在陽光下的勇氣。
感謝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非虛構寫作研究室供稿。
關于凱瑟琳·布
凱瑟琳·布，美國人。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先后在華盛頓的《城市報》和《華盛頓月刊》任編輯。1993年至2003年，在《華盛頓郵報》任調查記者。2000年因為撰寫了一系列揭露華盛頓智障人士收養機構內幕的文章而獲得“普利策公共服務類獎”。評委稱她的作品“揭露了這個城市中存在的忽視與虐待，迫使官員們承認現狀并著手改革”。2002年，憑借一篇抨擊美國福利制度的文章獲得了“西德尼·希爾曼獎”。2003年，來到《紐約客》，這里為她提供了更大的施展抱負的平臺。她寫的《婚姻療法》一文獲得了美國“全國雜志獎”的特寫單元獎。
采訪并文 / 高姝睿 翻譯 / 王浩宇 高姝睿 攝影 / 凱瑟琳·布 編輯 / 孫玫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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