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證言》中阿爾瑪的紀念冊， 里面都是關于墨西哥文化的內容。
在美國移民政策快速收緊的當下， 伊麗莎·格雷戈里在展覽《證言》中邀請十二位移民講述自己的故事， 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了更多理解彼此的可能。
越戰老兵、韓國棄嬰和中國留學生十二位美國移民的故事
采訪并文 / 吳永熹
供圖 / 伊麗莎·格雷戈里
編輯 / 趙嘉慧
墨西哥裔女孩阿爾瑪跪坐在舊金山家里的床上， 直視著鏡頭， 目光直接而誠懇。 她身材豐滿， 有一頭閃亮的黑頭發和大大的黑眼睛， 涂著深色口紅。 她身后的墻上貼著一張海報，
阿爾瑪在舊金山的家里。
阿爾瑪是四歲時隨父母親跟一群人非法越境來到美國的。 他們在索諾蘭沙漠里跋涉了兩天一夜， 一路上要戰勝饑餓、干渴， 還有其他種種不可預見的危險。 走著走著， 阿爾瑪的褲子上就粘滿了狐貍尾巴， 她對母親哭：我走不動了。 母親說， 那你就把褲子脫下來吧。 于是阿爾瑪就光著雙腿， 只穿內褲在沙漠里行走。
這不是一個明智的舉動， 因為你搞不清楚什么樣的蟲子或小蛇會從沙子里鉆出來爬到你的腿上。 但對四歲的阿爾瑪來說， 什么都比狐貍尾巴扎在腿上的感覺強。 阿爾瑪對攝影師伊麗莎說， 后來她常常會覺得很羞愧。 初中時一個同學管她叫“濕背人”（美國人對［尤指墨西哥］非法越境者的蔑稱），
阿爾瑪是藝術家、攝影師伊麗莎·格雷戈里一個有關移民的圖文展里的采訪對象， 展覽的名字叫《證言》， 于今年四月至七月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出。
《證言》展覽現場。 供圖 /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在展覽中， 伊麗莎邀請了十二個移民分享他們的故事。 這些人中有80歲的越戰老兵， 有危地馬拉的人權受害者， 有被白人家庭收養的韓國棄嬰， 有在硅谷工作的歐洲“世界居民”， 也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伊麗莎來到每一個受訪人的家里，
快速收緊的美國移民政策
舊金山長大的伊麗莎在六歲時第一次意識到“移民”這個概念。 一直以來， 舊金山都是一個移民城市， 伊麗莎的班里也不乏其他膚色的同學， 但她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和自己有什么不同。 六歲時， 班里來了一個新同學。 母親對伊麗莎說， 伊麗莎， 你為什么不去和那個新來的小女孩交朋友呢？這個小女孩一家剛從印尼搬來， 她的父親是美意混血， 母親是華印（尼）混血。
這是伊麗莎第一次意識到他人和自己的“不同”——一個新來的女孩來到了自己的班級， 她來自一個不同的國家， 說著一種與自己不同的語言， 母親想讓伊麗莎幫她在這個新環境里有一種受到歡迎的感覺。
許多年以后， 關于差異、社區與融合的問題成為伊麗莎長期思考的方向。 她在拉丁美洲拍下當地人的生活， 在墨爾本拍下來自全世界的移民， 也將攝影機對準自己在舊金山的一大家人。
歷史上， 舊金山一直是許多移民進入美國的第一站， 是美國移民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 同時， 舊金山與美國移民政策的起落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自1848年開始的“淘金熱”起， 大量外國勞工涌入舊金山， 尤以華人勞工為甚。
進入20世紀， 因與墨西哥鄰近， 加州成為墨西哥移民最主要的聚集區， 其中不乏非法越境者， 這些人在舊金山、洛杉磯的餐館、加油站、家政服務業打工， 成為當地社區經濟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2017年， 特朗普上臺， 之后多次試圖主導推進其在競選期間立下的重大承諾：在美墨邊境修建圍墻；同時還頒布了“禁穆令”。 美國的移民政策正以可見可感的幅度快速收緊。
伊麗莎和《證言》圖冊。 攝影 / Jenny Zhou
伊麗莎做本次展覽的想法是在2015年參加亞洲藝術博物館一個活動時種下的。 那時候，特朗普還只是一個喜歡在真人秀上博人眼球的房地產商，在伊麗莎看來，那時候美國關于移民的討論態度是比較寬容的。
當時，亞博請了十位活躍在舊金山移民服務領域的人士來和觀眾現場交流，其中有人權律師，有兒科醫生，也有社區活動領袖。他們被安排在亞博的大舞廳里，每人坐在一張桌子前，觀眾可以自由移動去和每一個人交流。觀眾有許多自身是移民，也有對移民問題感興趣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伊麗莎就想，為什么不專門做一個和移民有關的項目，請移民自己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呢？
在她看來，作為傳統移民城市，靠近硅谷的舊金山算得上是一個包容和開放的地方，和美國的其他地方相比，這里對移民的接受度比較高。不過，也許正是因為某種政治正確的“包容”，或者說“尊重”，人們反倒不愿意去提問，不愿意去傾聽別人的故事了。舊金山人善于“融合”，卻不善于理解他人的不同。他們變成了伊麗莎幼兒園里的那些同學，盡管膚色不同、長相不同，卻都坐在同一間教室里，不問來處。
不過，當你不愿意去理解別人的不同的時候，又怎么談得上真正的接受？反過來，當一個人無法向別人表述和解釋自己的不同的時候，他們又怎么會感覺自己被接受了？伊麗莎想要創造一個空間，讓每個人都可以舒服地、坦白地說出自己的故事。
受辱與分離，“融合”并不容易
中國留學生黃紫豪是在做義工時認識伊麗莎的。黃紫豪是廣東佛山人，普通話之外還會說粵語。在舊金山大學讀大二時，紫豪加入了“華人新移民服務中心”，在那里他的語言優勢很有用。
來美國之前，紫豪對加州的想象就是陽光、海灘和比基尼美女，到了舊金山才發現那里不僅風大、霧大，夏天還很冷，而最大的困難還是要怎么融入新環境。在紫豪的印象中，他剛進大學的第一天就被同學侮辱了三次。不在美國長大、沒看過美國同學從小看的電視、沒聽過他們從小聽的歌，美國同學講的笑話黃紫豪有時候完全聽不懂。
漸漸地紫豪就不和他們來往了，變成了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和大陸來的學生一起玩，臺灣學生和臺灣學生一起玩，日本學生和日本學生一起玩。“融合”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最讓紫豪難以適應的文化差異還是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感”。在中國，人和人的距離顯得很近，親戚朋友過問私事好像是天經地義的，身邊人愿意提建議；但在美國就完全不是這樣，如果自己不主動要求就沒有人過問。紫豪舉例說，在舊金山大學，學校里再重大的活動都是靜悄悄貼個公告就了事了，如果你不想去，沒人會來煩你。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讓紫豪覺得很難適應，在最開始的那段時間一個人哭幾乎成了家常便飯。
當然，要是跟以人權受害者的身份來到美國的尤莉比起來，紫豪的遭遇可能就沒什么大不了了。雖然在伊麗莎看來，選擇拍攝對象的標準不應該是“比慘”，“慘”也不應該成為影響移民官決定的因素，然而在現實中，不管是藝術家、移民官還是普通民眾，都難免容易被那些更曲折、更“慘”的故事打動，激發起同情心。
九歲那年，尤莉的母親拋下她和三個弟弟偷渡去了美國。這已經不是母親第一次偷渡了。第一次是在十年前，那時候母親十八歲，是外婆花了一大筆錢找人把她送到了洛杉磯。本以為花了大價錢以后就能源源不斷地收到匯款“值回票價”，沒想到女兒沒多久就一個人跑回來了——她不喜歡美國，不喜歡洛杉磯。母女矛盾就此種下，外婆不讓母親進家門，母親只好跑到當年送她到美國的男人家里去住，很快就懷了孕，又犯了在外婆那里以及在危地馬拉社會的第二宗罪：生下了一個女兒。
貧窮最終讓尤莉的母親又一次踏上了赴美之路，這一次她帶上了自己存的一大筆錢，好讓旅途更安全一些。尤莉記得母親離開的那一天她感覺很奇怪，雖然母親什么也沒有對她說，但空氣中卻有什么變得不一樣了。她的心里有什么在刺痛，雖然她說不出那是什么。
“我的成人生活就此開始了。”尤莉在伊麗莎的訪談中說，“我要負責照顧我的三個弟弟，其中一個在我母親離開的時候只有一歲。他就像是我的兒子。我沒辦法把我對我自己女兒的愛和我對我弟弟們的愛區分開來。”
母親走后很少和他們溝通，但是會每月一次往銀行寄錢。每月一次外婆會帶他們姐弟去城里的銀行取錢，然后帶他們去一個叫Pollo Campero的飯館吃飯。這一天是祖孫五人的節日，為了這一天他們從前一天晚上就不吃飯了。
尤莉在家中。
十五年后，尤莉面臨和母親同樣的抉擇。一天，尤莉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移民局的信，告知他們姐弟四人將能夠以合法身份移民美國。尤莉不知道，母親在非法居留美國期間被同居的一個男人虐待，險些喪命。母親的遭遇換來了合法居留美國的機會，并被允許幫助自己的四個孩子來到美國。那時候尤莉剛剛生下一個女兒，移民文件里沒有包括她的女兒。
“只有一個母親才能理解丟下自己孩子的那種痛苦”，尤莉對伊麗莎說。也許在收到母親消息的時候，成年的尤莉又變回了一個小女孩，她說她想見母親，想擁抱她，想要告訴她自己生活中的所有問題。也許合法移民美國的誘惑實在太大，沒有危地馬拉人能夠拒絕。也許如果她和伴侶的關系更好一些，更幸福一些，她就不會選擇離開。但是不管怎么說，尤莉離開了，想著“如果不成功”，她還可以回去。母親當年不是也回去了么？
再見到母親的時候，尤莉驚訝地發現她比自己印象中要“小”得多。她想象中會見到一個高大的女人，沒想到出現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比自己還要瘦，還要矮。那是因為母親走的時候尤莉還很小。她開始慢慢地學習和這個陌生的女人相處，學習叫她“媽媽”。
但作為一個母親，在美國的每一天都讓尤莉備受煎熬。她是在女兒快三歲的時候發現異常的。為了搞清楚真相，尤莉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回到危地馬拉，她發現前夫對女兒不好。三年后，為了和前夫打官司，她在危地馬拉停留時間過長，失去了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機會。
伊麗莎沒想到尤莉會對自己說這么多。在伊麗莎看來，尤莉經歷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在聽她講述時你卻只會看到她的堅強和善良。“而且她極其聰明，她說話時就像一個作家。她是一個了不起的講故事的人。”伊麗莎對谷雨的記者說，“我接觸的每一個人都給了我巨大的善意和慷慨。坐在他們每個人的家里，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這是一份巨大的禮物。這是這個項目最令人激動的部分。”
用更平等、更富有人性的方式認識彼此
當我們提到“移民”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么？在伊麗莎看來，“移民”這個詞常常被當成了一種修辭，用來指代某個主流社會想要排除在外的群體，或是人們因為某件事想責怪的群體。在她看來，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正常的，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喜歡將他人劃分等級，他們在意社會地位、在意分配社會資源的方式。只不過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本身就被縮減成了符號。
“我想要做的很簡單，就是想提醒人們我們都是人。我想為他們重新介紹彼此——作為完整的、復雜的、矛盾的生物。我想要讓人們以一種更豐富、更平等、更富有人性的方式去認識彼此。”伊麗莎說，“從那里開始，再去提問，我們探討移民和移民問題的方式可以做出怎樣的改變。”
上高中的時候，阿爾瑪在學校的建議下去看了心理醫生，那一年她的父親被遣返回墨西哥。父親一直對阿爾瑪十分寵溺，父親被遣返讓阿爾瑪的心里充滿了憤怒和仇恨。她常常和同學打架，成了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一開始阿爾瑪對看心理醫生很抵觸，覺得只有心理不正常的人才會去看心理醫生，但是醫生告訴她，她并沒有不正常，她只是需要將她的問題說出來，這樣她才可以理解它們。后來醫生的話被證明是正確的，當阿爾瑪將自己的問題一點點傾吐出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也在一點點地獲得理解。她的憤怒逐漸減退，她變得重新相信他人了。
這個時候阿爾瑪還加入了一個叫“女性和少女抵抗暴力家園”的組織，在那里，阿爾瑪開始懂得了要去接受自己的經歷，她開始學習她的瑪雅人祖先的文化與成就，并引以為傲。她開始將那次穿越沙漠的旅程看作自己生命中的里程碑，并時常提醒自己，這次成功的旅程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是懷抱著希望和勇氣完成的——就像她床上的標語所說的那樣，她的棕色皮膚就是她的王冠。
阿爾瑪的紀念冊，里面都是關于墨西哥文化的內容。
對留學生黃紫豪來說，變化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開始的。經過了第一年的適應期，紫豪漸漸開始習慣美國人不過問別人私事的處事方式，他認識到這恰恰是出于尊重，因為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做判斷和做決定的能力；只有在他人主動向自己尋求意見和幫助的時候，才是關心別人的事情的時候。如今已經大學畢業開始工作的紫豪很喜歡在美國的生活，因為沒有人會評判你，身邊人也很少會打擾你的生活。
當然，身處異國的孤獨感也許永遠都無法消除。紫豪說他最后還是會回到中國，因為他在美國找不到歸屬感。當感覺低落的時候，他會去中餐館吃飯，這樣他的感覺就會好一些。他說正是像這樣的小細節在提醒著他，他是身處異國他鄉。好在有一個故鄉永遠都在等著他。
中國留學生黃紫豪。
現在尤莉把女兒帶在了身邊，最開始女兒不聽話，也不愿意叫她媽媽。和阿爾瑪一樣，尤莉也去尋求了心理醫生的幫助，是母女倆一起去的。此外她還得到了現在的丈夫以及其他媽媽的幫助。他們會帶女兒去跳芭蕾舞、踢足球、游泳、學空手道。“我努力讓她的每一天都被愛、玩耍和寧靜填滿。”尤莉說。
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尤莉終于感覺到女兒慢慢表現出一個健康孩子的狀態了。女兒似乎忘記了許多曾經的傷害，如今變得活潑好動，喜歡分享，也交了幾個好朋友。尤莉終于放了心，因為她相信女兒能夠擁有一個正常的人生了。
在采訪的最后，尤莉特別感謝了伊麗莎和谷雨的記者給她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她說她說出自己的故事是希望別人不要重復她的“失敗”。不管她的過去算不算失敗，如今她都已經走在了成功的路上。
“我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定會激勵更多的人。”伊麗莎說。《證言》展出后，有許多陌生人找到伊麗莎，說出了自己的故事。亞洲藝術博物館里放了一些卡片，觀眾可以在卡片上寫下自己的觀展感言，平時這些卡片要么無人問津，要么人們會出于義務感寫下幾句沒什么實質內容的話，但這一次，人們在卡片上寫滿了精彩的故事。
《證言》展覽現場留言字條。供圖 /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這個項目就是想給人們空間和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我想我們做到了。”伊麗莎說。
好的展覽能給人正面的激勵
谷雨：你說上大學以后，開始對不同人的文化身份感興趣。這種興趣是怎么一步步加深的？
伊麗莎：上大學以后，我開始在美國的不同地方旅行。我開始對“文化身份”這個問題感興趣，因為我意識到，我對這個問題的了解非常少，非常缺乏。我意識到關于人們的經驗是怎樣形成的，我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
這不僅僅是我自己，我身邊的許多人對他們周圍的人都不夠了解。不管是在不同階層、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等級的人之間，還是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隸屬不同小社區和亞文化圈的人之間，人們盡管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卻過著平行的生活，有著許多隔閡，對彼此的理解存在著許多鴻溝。
之后我開始做藝術，不僅是想幫助人們彼此理解，還希望創造一種氛圍，讓人們覺得可以彼此對話、向對方提問，讓人們覺得可以去向別人講述那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事。
谷雨：在這個項目中，你將攝影和文字結合，對每個拍攝對象都做了比較深入的訪談。不過這些訪談長短不一，最后呈現出的結構和方式也不盡相同，有些是口述，有些是問答的形式。是怎么決定要采用這種形式的？
伊麗莎：十年來，我漸漸發展出了一種工作模式，每做一個項目，我都希望創造一個結構，讓每個人都受到平等對待，但同時允許他們的特殊性浮現出來。所以在和每一個人接觸時，我都會和他們商量，在這個過程中我會做什么，他們需要做什么，他們可以對任何不想配合的地方說不。
在這個項目里，我對每個人都做了訪談，因為你想要講這些人的故事你就需要先知道故事是什么。我只是幫助觀眾獲得這些故事的工具，所以我需要做的只是先去傾聽。至于呈現形式，我試驗過非常短的文字的形式，還有短音頻、短視頻的形式，但出來的效果都不如長文字好。最后我們是在展館的墻上放了幾段話，然后將更完整的訪談做成了一本書。
谷雨：你總是喜歡在人們的家里為他們拍照。你好像對人物和他們身處的環境的關系很感興趣，對嗎？
伊麗莎：在拍照的時候，我總是希望人物和環境之間有某種關系，我希望這種關系是有意義的。我不希望把一個人隨意地放在一個和他們是誰、他們在想什么毫無關系的環境里。我們知道，當你在拍照的時候，你肯定會將拍攝對象平面化。當拍攝對象是人的時候，這種平面化是在許多種層面上進行的，不僅是物理上的，還有時間上的，因為你只是截取了某一個瞬間。所以，當我在一個人自己家里、或是在一個對他們有意義的環境里為他們拍照的時候，這些照片就可以展現多一些信息，在我看來也會更有趣。
谷雨：《證言》里的這些照片是在什么時候拍下的，是在采訪全部結束之后嗎？
伊麗莎：是的，我會先做訪談，這個過程會持續半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不等。然后我才拍照。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和你相處了一段時間以后才會對拍照這件事覺得舒服。很多時候拍肖像照都是要讓對方覺得溫暖、覺得舒服。
谷雨：你覺得《證言》這個展覽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伊麗莎：我覺得每當人們接觸到一個傳達了善意、同情和人的復雜性的展覽時，人們都會覺得受到了正面的激勵，會讓你覺得這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方式，同時會讓你反思你無時無刻不在接觸的其他許許多多的媒介，你會去反思你接觸到的信息。
《證言》的創作者，伊麗莎·格雷戈里。
如今我們身處在一個媒介無處不在的時代，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呈現彼此——不管是通過藝術、廣告還是機構宣傳的形式。好的展覽會讓你擁有更好的反思能力。這不只是說我的展覽，而是說任何人的作品——每當你在一個展覽空間里做這樣帶有公共價值的作品時，你就給了人們機會去談論那些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
我第一次做關于這個展覽的講座時，好多人來到我身邊，講了無比精彩的故事。他們每個人的故事、視角和情感體系都是那么的不一樣，那么的個人化，讓我無比感動，也非常驚訝。我想這個展覽給了人們這樣一種空間，去談論自己的想法、情感和體驗。我覺得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運營編輯 / 趙嘉慧?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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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特朗普還只是一個喜歡在真人秀上博人眼球的房地產商，在伊麗莎看來，那時候美國關于移民的討論態度是比較寬容的。當時，亞博請了十位活躍在舊金山移民服務領域的人士來和觀眾現場交流，其中有人權律師，有兒科醫生，也有社區活動領袖。他們被安排在亞博的大舞廳里，每人坐在一張桌子前，觀眾可以自由移動去和每一個人交流。觀眾有許多自身是移民，也有對移民問題感興趣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伊麗莎就想，為什么不專門做一個和移民有關的項目，請移民自己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呢？
在她看來，作為傳統移民城市，靠近硅谷的舊金山算得上是一個包容和開放的地方，和美國的其他地方相比，這里對移民的接受度比較高。不過，也許正是因為某種政治正確的“包容”，或者說“尊重”，人們反倒不愿意去提問，不愿意去傾聽別人的故事了。舊金山人善于“融合”，卻不善于理解他人的不同。他們變成了伊麗莎幼兒園里的那些同學，盡管膚色不同、長相不同，卻都坐在同一間教室里，不問來處。
不過，當你不愿意去理解別人的不同的時候，又怎么談得上真正的接受？反過來，當一個人無法向別人表述和解釋自己的不同的時候，他們又怎么會感覺自己被接受了？伊麗莎想要創造一個空間，讓每個人都可以舒服地、坦白地說出自己的故事。
受辱與分離，“融合”并不容易
中國留學生黃紫豪是在做義工時認識伊麗莎的。黃紫豪是廣東佛山人，普通話之外還會說粵語。在舊金山大學讀大二時，紫豪加入了“華人新移民服務中心”，在那里他的語言優勢很有用。
來美國之前，紫豪對加州的想象就是陽光、海灘和比基尼美女，到了舊金山才發現那里不僅風大、霧大，夏天還很冷，而最大的困難還是要怎么融入新環境。在紫豪的印象中，他剛進大學的第一天就被同學侮辱了三次。不在美國長大、沒看過美國同學從小看的電視、沒聽過他們從小聽的歌，美國同學講的笑話黃紫豪有時候完全聽不懂。
漸漸地紫豪就不和他們來往了，變成了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和大陸來的學生一起玩，臺灣學生和臺灣學生一起玩，日本學生和日本學生一起玩。“融合”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最讓紫豪難以適應的文化差異還是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感”。在中國，人和人的距離顯得很近，親戚朋友過問私事好像是天經地義的，身邊人愿意提建議；但在美國就完全不是這樣，如果自己不主動要求就沒有人過問。紫豪舉例說，在舊金山大學，學校里再重大的活動都是靜悄悄貼個公告就了事了，如果你不想去，沒人會來煩你。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讓紫豪覺得很難適應，在最開始的那段時間一個人哭幾乎成了家常便飯。
當然，要是跟以人權受害者的身份來到美國的尤莉比起來，紫豪的遭遇可能就沒什么大不了了。雖然在伊麗莎看來，選擇拍攝對象的標準不應該是“比慘”，“慘”也不應該成為影響移民官決定的因素，然而在現實中，不管是藝術家、移民官還是普通民眾，都難免容易被那些更曲折、更“慘”的故事打動，激發起同情心。
九歲那年，尤莉的母親拋下她和三個弟弟偷渡去了美國。這已經不是母親第一次偷渡了。第一次是在十年前，那時候母親十八歲，是外婆花了一大筆錢找人把她送到了洛杉磯。本以為花了大價錢以后就能源源不斷地收到匯款“值回票價”，沒想到女兒沒多久就一個人跑回來了——她不喜歡美國，不喜歡洛杉磯。母女矛盾就此種下，外婆不讓母親進家門，母親只好跑到當年送她到美國的男人家里去住，很快就懷了孕，又犯了在外婆那里以及在危地馬拉社會的第二宗罪：生下了一個女兒。
貧窮最終讓尤莉的母親又一次踏上了赴美之路，這一次她帶上了自己存的一大筆錢，好讓旅途更安全一些。尤莉記得母親離開的那一天她感覺很奇怪，雖然母親什么也沒有對她說，但空氣中卻有什么變得不一樣了。她的心里有什么在刺痛，雖然她說不出那是什么。
“我的成人生活就此開始了。”尤莉在伊麗莎的訪談中說，“我要負責照顧我的三個弟弟，其中一個在我母親離開的時候只有一歲。他就像是我的兒子。我沒辦法把我對我自己女兒的愛和我對我弟弟們的愛區分開來。”
母親走后很少和他們溝通，但是會每月一次往銀行寄錢。每月一次外婆會帶他們姐弟去城里的銀行取錢，然后帶他們去一個叫Pollo Campero的飯館吃飯。這一天是祖孫五人的節日，為了這一天他們從前一天晚上就不吃飯了。
尤莉在家中。
十五年后，尤莉面臨和母親同樣的抉擇。一天，尤莉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移民局的信，告知他們姐弟四人將能夠以合法身份移民美國。尤莉不知道，母親在非法居留美國期間被同居的一個男人虐待，險些喪命。母親的遭遇換來了合法居留美國的機會，并被允許幫助自己的四個孩子來到美國。那時候尤莉剛剛生下一個女兒，移民文件里沒有包括她的女兒。
“只有一個母親才能理解丟下自己孩子的那種痛苦”，尤莉對伊麗莎說。也許在收到母親消息的時候，成年的尤莉又變回了一個小女孩，她說她想見母親，想擁抱她，想要告訴她自己生活中的所有問題。也許合法移民美國的誘惑實在太大，沒有危地馬拉人能夠拒絕。也許如果她和伴侶的關系更好一些，更幸福一些，她就不會選擇離開。但是不管怎么說，尤莉離開了，想著“如果不成功”，她還可以回去。母親當年不是也回去了么？
再見到母親的時候，尤莉驚訝地發現她比自己印象中要“小”得多。她想象中會見到一個高大的女人，沒想到出現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比自己還要瘦，還要矮。那是因為母親走的時候尤莉還很小。她開始慢慢地學習和這個陌生的女人相處，學習叫她“媽媽”。
但作為一個母親，在美國的每一天都讓尤莉備受煎熬。她是在女兒快三歲的時候發現異常的。為了搞清楚真相，尤莉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回到危地馬拉，她發現前夫對女兒不好。三年后，為了和前夫打官司，她在危地馬拉停留時間過長，失去了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機會。
伊麗莎沒想到尤莉會對自己說這么多。在伊麗莎看來，尤莉經歷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在聽她講述時你卻只會看到她的堅強和善良。“而且她極其聰明，她說話時就像一個作家。她是一個了不起的講故事的人。”伊麗莎對谷雨的記者說，“我接觸的每一個人都給了我巨大的善意和慷慨。坐在他們每個人的家里，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這是一份巨大的禮物。這是這個項目最令人激動的部分。”
用更平等、更富有人性的方式認識彼此
當我們提到“移民”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么？在伊麗莎看來，“移民”這個詞常常被當成了一種修辭，用來指代某個主流社會想要排除在外的群體，或是人們因為某件事想責怪的群體。在她看來，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正常的，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喜歡將他人劃分等級，他們在意社會地位、在意分配社會資源的方式。只不過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本身就被縮減成了符號。
“我想要做的很簡單，就是想提醒人們我們都是人。我想為他們重新介紹彼此——作為完整的、復雜的、矛盾的生物。我想要讓人們以一種更豐富、更平等、更富有人性的方式去認識彼此。”伊麗莎說，“從那里開始，再去提問，我們探討移民和移民問題的方式可以做出怎樣的改變。”
上高中的時候，阿爾瑪在學校的建議下去看了心理醫生，那一年她的父親被遣返回墨西哥。父親一直對阿爾瑪十分寵溺，父親被遣返讓阿爾瑪的心里充滿了憤怒和仇恨。她常常和同學打架，成了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一開始阿爾瑪對看心理醫生很抵觸，覺得只有心理不正常的人才會去看心理醫生，但是醫生告訴她，她并沒有不正常，她只是需要將她的問題說出來，這樣她才可以理解它們。后來醫生的話被證明是正確的，當阿爾瑪將自己的問題一點點傾吐出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也在一點點地獲得理解。她的憤怒逐漸減退，她變得重新相信他人了。
這個時候阿爾瑪還加入了一個叫“女性和少女抵抗暴力家園”的組織，在那里，阿爾瑪開始懂得了要去接受自己的經歷，她開始學習她的瑪雅人祖先的文化與成就，并引以為傲。她開始將那次穿越沙漠的旅程看作自己生命中的里程碑，并時常提醒自己，這次成功的旅程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是懷抱著希望和勇氣完成的——就像她床上的標語所說的那樣，她的棕色皮膚就是她的王冠。
阿爾瑪的紀念冊，里面都是關于墨西哥文化的內容。
對留學生黃紫豪來說，變化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開始的。經過了第一年的適應期，紫豪漸漸開始習慣美國人不過問別人私事的處事方式，他認識到這恰恰是出于尊重，因為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做判斷和做決定的能力；只有在他人主動向自己尋求意見和幫助的時候，才是關心別人的事情的時候。如今已經大學畢業開始工作的紫豪很喜歡在美國的生活，因為沒有人會評判你，身邊人也很少會打擾你的生活。
當然，身處異國的孤獨感也許永遠都無法消除。紫豪說他最后還是會回到中國，因為他在美國找不到歸屬感。當感覺低落的時候，他會去中餐館吃飯，這樣他的感覺就會好一些。他說正是像這樣的小細節在提醒著他，他是身處異國他鄉。好在有一個故鄉永遠都在等著他。
中國留學生黃紫豪。
現在尤莉把女兒帶在了身邊，最開始女兒不聽話，也不愿意叫她媽媽。和阿爾瑪一樣，尤莉也去尋求了心理醫生的幫助，是母女倆一起去的。此外她還得到了現在的丈夫以及其他媽媽的幫助。他們會帶女兒去跳芭蕾舞、踢足球、游泳、學空手道。“我努力讓她的每一天都被愛、玩耍和寧靜填滿。”尤莉說。
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尤莉終于感覺到女兒慢慢表現出一個健康孩子的狀態了。女兒似乎忘記了許多曾經的傷害，如今變得活潑好動，喜歡分享，也交了幾個好朋友。尤莉終于放了心，因為她相信女兒能夠擁有一個正常的人生了。
在采訪的最后，尤莉特別感謝了伊麗莎和谷雨的記者給她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她說她說出自己的故事是希望別人不要重復她的“失敗”。不管她的過去算不算失敗，如今她都已經走在了成功的路上。
“我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定會激勵更多的人。”伊麗莎說。《證言》展出后，有許多陌生人找到伊麗莎，說出了自己的故事。亞洲藝術博物館里放了一些卡片，觀眾可以在卡片上寫下自己的觀展感言，平時這些卡片要么無人問津，要么人們會出于義務感寫下幾句沒什么實質內容的話，但這一次，人們在卡片上寫滿了精彩的故事。
《證言》展覽現場留言字條。供圖 /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這個項目就是想給人們空間和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我想我們做到了。”伊麗莎說。
好的展覽能給人正面的激勵
谷雨：你說上大學以后，開始對不同人的文化身份感興趣。這種興趣是怎么一步步加深的？
伊麗莎：上大學以后，我開始在美國的不同地方旅行。我開始對“文化身份”這個問題感興趣，因為我意識到，我對這個問題的了解非常少，非常缺乏。我意識到關于人們的經驗是怎樣形成的，我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
這不僅僅是我自己，我身邊的許多人對他們周圍的人都不夠了解。不管是在不同階層、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等級的人之間，還是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隸屬不同小社區和亞文化圈的人之間，人們盡管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卻過著平行的生活，有著許多隔閡，對彼此的理解存在著許多鴻溝。
之后我開始做藝術，不僅是想幫助人們彼此理解，還希望創造一種氛圍，讓人們覺得可以彼此對話、向對方提問，讓人們覺得可以去向別人講述那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事。
谷雨：在這個項目中，你將攝影和文字結合，對每個拍攝對象都做了比較深入的訪談。不過這些訪談長短不一，最后呈現出的結構和方式也不盡相同，有些是口述，有些是問答的形式。是怎么決定要采用這種形式的？
伊麗莎：十年來，我漸漸發展出了一種工作模式，每做一個項目，我都希望創造一個結構，讓每個人都受到平等對待，但同時允許他們的特殊性浮現出來。所以在和每一個人接觸時，我都會和他們商量，在這個過程中我會做什么，他們需要做什么，他們可以對任何不想配合的地方說不。
在這個項目里，我對每個人都做了訪談，因為你想要講這些人的故事你就需要先知道故事是什么。我只是幫助觀眾獲得這些故事的工具，所以我需要做的只是先去傾聽。至于呈現形式，我試驗過非常短的文字的形式，還有短音頻、短視頻的形式，但出來的效果都不如長文字好。最后我們是在展館的墻上放了幾段話，然后將更完整的訪談做成了一本書。
谷雨：你總是喜歡在人們的家里為他們拍照。你好像對人物和他們身處的環境的關系很感興趣，對嗎？
伊麗莎：在拍照的時候，我總是希望人物和環境之間有某種關系，我希望這種關系是有意義的。我不希望把一個人隨意地放在一個和他們是誰、他們在想什么毫無關系的環境里。我們知道，當你在拍照的時候，你肯定會將拍攝對象平面化。當拍攝對象是人的時候，這種平面化是在許多種層面上進行的，不僅是物理上的，還有時間上的，因為你只是截取了某一個瞬間。所以，當我在一個人自己家里、或是在一個對他們有意義的環境里為他們拍照的時候，這些照片就可以展現多一些信息，在我看來也會更有趣。
谷雨：《證言》里的這些照片是在什么時候拍下的，是在采訪全部結束之后嗎？
伊麗莎：是的，我會先做訪談，這個過程會持續半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不等。然后我才拍照。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和你相處了一段時間以后才會對拍照這件事覺得舒服。很多時候拍肖像照都是要讓對方覺得溫暖、覺得舒服。
谷雨：你覺得《證言》這個展覽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伊麗莎：我覺得每當人們接觸到一個傳達了善意、同情和人的復雜性的展覽時，人們都會覺得受到了正面的激勵，會讓你覺得這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方式，同時會讓你反思你無時無刻不在接觸的其他許許多多的媒介，你會去反思你接觸到的信息。
《證言》的創作者，伊麗莎·格雷戈里。
如今我們身處在一個媒介無處不在的時代，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呈現彼此——不管是通過藝術、廣告還是機構宣傳的形式。好的展覽會讓你擁有更好的反思能力。這不只是說我的展覽，而是說任何人的作品——每當你在一個展覽空間里做這樣帶有公共價值的作品時，你就給了人們機會去談論那些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
我第一次做關于這個展覽的講座時，好多人來到我身邊，講了無比精彩的故事。他們每個人的故事、視角和情感體系都是那么的不一樣，那么的個人化，讓我無比感動，也非常驚訝。我想這個展覽給了人們這樣一種空間，去談論自己的想法、情感和體驗。我覺得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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