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南下， 接到南明求援信后， 日本德川幕府就是否借兵給南明進行了討論。 最終決定拒絕南明的援兵請求， 不發救兵。 這是為何？ 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36——
為救大明他三度借兵日本卻最終不歸
漢土西看白日昏， 傷心胡虜據中原。
衣冠雖有先朝制， 東海幡然認故國。
廿年家國今何在？又報東胡設偽官。
起看漢家天子氣， 橫刀大海夜漫漫。
這是東林學子朱之瑜的兩段詩， 詩名為《避地日本感賦》。
明亡后， 很多漢族士人為了“全節之志”不剃發， 奔走呼號， 其中“明末四大學者”表現尤為突出， 他們分別是：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朱之瑜。
但最終三人被迫剃發， 包括寫下《斷發》詩的顧炎武（一旦持剪刀 ， 剪我半頭禿；華人髡為夷， 茍活不如死）。 我們現在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存世的畫像， 腦袋上都戴個頭巾， 恐怕就是因為大半個腦袋是光溜的。 史料顯示， 顧炎武、黃宗羲這兩年肯定是剃了發的， 王夫之存疑， 唯有朱之瑜， 堂而皇之保住了漢民族衣冠， 實現了“全節之志”。
朱之瑜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呢？保住民族氣節的他， 又悟出了什么道理？
朱之瑜， 又稱朱舜水， 浙江余姚人。 據《朱之瑜評傳》記載， 朱之瑜本是皇族出身， 與朱元璋子孫是一家子， 但自小家道中落， 家境清苦。 雖然物質生活很差， 但他精神上卻一直保持貴族姿態。 他為人正直誠懇，
從儒家學派角度講， 朱之瑜可謂東林學派嫡傳弟子。 他的老師吳鐘巒是晚明清流名士， 師從東林書院兩代山長顧憲成、高攀龍。 在老師的影響下，
對比東林前輩的遭遇， 朱之瑜的預言確實夠準。 可以說， 他早已看懂， 這樣的皇帝這樣的朝廷已經無可救藥。 他認為“士惟在有為耳，
六年后即崇禎十七年， 朱之瑜四十五歲時， 李自成攻陷北京， 崇禎皇帝縊死煤山。 明朝北京政權滅亡后， 朱家殘存皇室雖然建立南明小朝廷， 但無力支撐局面， 趁火打劫的清兵南下攻明， 南明戰場上節節敗退， 朱之瑜有家難歸。 老家余姚也被清兵占領， 浙江剩下了最后一個抗敵據點——舟山群島。 此時群島集結了大批敗退來的軍隊與官員，
但是， 魯王的烏合之眾實在不堪一擊， 于是決定向海外借兵， 其中主要借兵對象就是日本， 多次派人赴日， 希望與日本結盟共同北伐。
在借兵日本上， 朱之瑜是表現最突出的一位。
現在中國人去人日本， 應該是件很簡單的事， 不過三小時航空旅行， 就能從北京飛到東京。 但是， 三百年前的運輸能力， 與現代呈霄壤之別， 天上不能飛， 海上船帆又經不起大風浪， 所以東渡日本往往費盡周折。
朱之瑜一生五次出海，三渡日本，兩次未遂，海上漂泊了十余年，差一點做了太平洋上的孤魂野鬼。
第一次赴日，他從中國浙江舟山群島出發，到達日本近海。此時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時代，實行海禁，不許外人停留，朱之瑜到了日本近海后不能登陸，只得原路返回。
第二次赴日，千辛萬苦，依然不能靠岸。就在輾轉反側間，他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舟山不幸被清兵攻陷，魯王敗逃海上，老師吳鐘巒已自殺殉國，朱之瑜徹底無家可歸。屋漏偏逢連夜雨，游蕩期間他又被安南國(今天的越南)兵馬截獲羈押。安南國王欲留下他，希望他臣服，他誓死不拜。安南王感佩他的氣節，放他遠走。
最后一次東渡日本，朱之瑜的想法已經產生變化，他知道日本已經不可能援助中國了。因為與監國魯王相向行的另一個南明政權、退到福建的隆武帝，曾寫了八封求援信，請日本幫助南明恢復中原，均石沉大海。通過多方打探，朱之瑜了解到這樣實情:
接到殘明求援信后，日本德川幕府就是否借兵給南明進行了討論。由于日本天皇其時只是一個虛君，國家事務都由德川幕府將軍藩主決定，討論當中，勢力最大的大名紀州藩藩主德川賴宣認為劃不來堅決反對，于是德川幕府決定拒絕南明的援兵請求，不發救兵。
得知內情的朱之瑜不再求救兵，而是求避難。衡量當時的局勢，朱之瑜認定復國已無望，與其做亡國奴，不如遠走高飛。于是，以“魯仲連不帝秦”的精神，東渡日本，準備在此終了一生。
然而，當時日本幕府沿襲海禁鎖國政策，已經“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朱之瑜去日本不納，有國難回，一葉扁舟飄零東海好一陣。
朱之瑜為什么一再選擇流亡日本？最終日本如何接納了這個中國學者？
一切都與朱之瑜在日本的政界學界知己有關。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朱之瑜一生與大明官場無緣，但對日本政界、學界卻產生了很大影響，獲得了高度認知。朱之瑜來日本前，就與安東守等人神交已久。安東守約是日本著名學者，在日本政界學界頗具盛名。最后，也正是因為這個日本好友奔走呼號，日本政府特批，為朱之瑜破了四十年國禁，準允他在長崎租屋定居下來，朱之瑜就此結束了長達十數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無疑，除了看本國學者的面子，日本幕府還看中了朱之瑜的才學。朱之瑜雖然也是儒門弟子，但他的學問講究 “實理實學、學以致用 ”，認為 “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這與東林學派一脈相承，也與日本的“實言實行”的實用主義文化傳統一拍即合，所以，朱之瑜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器重，自抵日之日起，日本達人紛紛拜師，繼安東守約之后，朱之瑜的學生遍布日本，其中包括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開創者）的孫子、水戶藩主德川光國。
朱之瑜被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為“勝國賓師”，尊以師禮。因其年長，不便直接稱名，便希望朱之瑜起一名號，以方便稱呼。朱之瑜想一想，說，就叫“舜水”吧，因為家鄉余姚有一條河叫做“舜水”，以示不忘故國之意，由此，朱之瑜始稱“朱舜水”。“朱舜水”這個名字就是這么來的。
東林學人朱舜水開始了在日本的講學歲月，二十年時光流逝，他創立的“水戶學派”形成規模，這個學派以朱子理學為基礎，強調尊王一統、大義名分，與東林實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為東林學種，朱舜水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講學，成為日本那段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他講授的內容雖然聽起來有點儒家老調重彈，從思想上無甚突破，但此間轉化的士大夫“鐵肩擔道義”“尊王攘夷”的精神力量，卻是不可低估的。擅長拿來主義的日本人——朱舜水的日本眾門徒們，學以致用，把此學轉化為日本尊王說，鼓吹國家強盛需要一個正統權威，后來嚴重影響了明治維新中的尊王派。
東林學種幸存日本，對中國來說，延續了一個正宗學種，保留了“中土士魂”的血脈。對日本來說，朱舜水投奔此地意義更為深遠。
視朱舜水為國師的德川光國不是慈善家而是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是為日本的未來。公元1672年，德川光國聘請舜水先生為指導，任命他的日本高徒安積覺為主編，安排師徒一道撰編《大日本史》。該史以“尊王一統”之說貫穿始終，暗喻東方文明的中心國，以及東方政治精英士大夫代表，已從中國轉移日本。
東林學人朱舜水一邊在日本講學，一邊念念不忘故國亡國之恨。在日本他寫下了《中原陽九述略》，總結了明亡兩大教訓：
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學術虛偽。
朱之瑜說，“中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也。語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這段話什么意思？朱之瑜分析道：我們大明王朝與其說是亡于外敵，不如說是亡于自毀，這就像一個木頭，生了蟲子的道理一樣啊。一個木頭是先朽了，而后蛀蟲才會來，不存在木頭沒有朽，而蛀蟲生出來的道理。
誠哉斯言。
朱之瑜一生五次出海，三渡日本，兩次未遂，海上漂泊了十余年，差一點做了太平洋上的孤魂野鬼。
第一次赴日，他從中國浙江舟山群島出發，到達日本近海。此時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時代，實行海禁，不許外人停留，朱之瑜到了日本近海后不能登陸，只得原路返回。
第二次赴日，千辛萬苦，依然不能靠岸。就在輾轉反側間，他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舟山不幸被清兵攻陷，魯王敗逃海上，老師吳鐘巒已自殺殉國，朱之瑜徹底無家可歸。屋漏偏逢連夜雨，游蕩期間他又被安南國(今天的越南)兵馬截獲羈押。安南國王欲留下他，希望他臣服，他誓死不拜。安南王感佩他的氣節，放他遠走。
最后一次東渡日本，朱之瑜的想法已經產生變化，他知道日本已經不可能援助中國了。因為與監國魯王相向行的另一個南明政權、退到福建的隆武帝，曾寫了八封求援信，請日本幫助南明恢復中原，均石沉大海。通過多方打探，朱之瑜了解到這樣實情:
接到殘明求援信后，日本德川幕府就是否借兵給南明進行了討論。由于日本天皇其時只是一個虛君，國家事務都由德川幕府將軍藩主決定，討論當中，勢力最大的大名紀州藩藩主德川賴宣認為劃不來堅決反對，于是德川幕府決定拒絕南明的援兵請求，不發救兵。
得知內情的朱之瑜不再求救兵，而是求避難。衡量當時的局勢，朱之瑜認定復國已無望，與其做亡國奴，不如遠走高飛。于是，以“魯仲連不帝秦”的精神，東渡日本，準備在此終了一生。
然而，當時日本幕府沿襲海禁鎖國政策，已經“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朱之瑜去日本不納，有國難回，一葉扁舟飄零東海好一陣。
朱之瑜為什么一再選擇流亡日本？最終日本如何接納了這個中國學者？
一切都與朱之瑜在日本的政界學界知己有關。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朱之瑜一生與大明官場無緣，但對日本政界、學界卻產生了很大影響，獲得了高度認知。朱之瑜來日本前，就與安東守等人神交已久。安東守約是日本著名學者，在日本政界學界頗具盛名。最后，也正是因為這個日本好友奔走呼號，日本政府特批，為朱之瑜破了四十年國禁，準允他在長崎租屋定居下來，朱之瑜就此結束了長達十數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無疑，除了看本國學者的面子，日本幕府還看中了朱之瑜的才學。朱之瑜雖然也是儒門弟子，但他的學問講究 “實理實學、學以致用 ”，認為 “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這與東林學派一脈相承，也與日本的“實言實行”的實用主義文化傳統一拍即合，所以，朱之瑜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器重，自抵日之日起，日本達人紛紛拜師，繼安東守約之后，朱之瑜的學生遍布日本，其中包括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開創者）的孫子、水戶藩主德川光國。
朱之瑜被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為“勝國賓師”，尊以師禮。因其年長，不便直接稱名，便希望朱之瑜起一名號，以方便稱呼。朱之瑜想一想，說，就叫“舜水”吧，因為家鄉余姚有一條河叫做“舜水”，以示不忘故國之意，由此，朱之瑜始稱“朱舜水”。“朱舜水”這個名字就是這么來的。
東林學人朱舜水開始了在日本的講學歲月，二十年時光流逝，他創立的“水戶學派”形成規模，這個學派以朱子理學為基礎，強調尊王一統、大義名分，與東林實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為東林學種，朱舜水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講學，成為日本那段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他講授的內容雖然聽起來有點儒家老調重彈，從思想上無甚突破，但此間轉化的士大夫“鐵肩擔道義”“尊王攘夷”的精神力量，卻是不可低估的。擅長拿來主義的日本人——朱舜水的日本眾門徒們，學以致用，把此學轉化為日本尊王說，鼓吹國家強盛需要一個正統權威，后來嚴重影響了明治維新中的尊王派。
東林學種幸存日本，對中國來說，延續了一個正宗學種，保留了“中土士魂”的血脈。對日本來說，朱舜水投奔此地意義更為深遠。
視朱舜水為國師的德川光國不是慈善家而是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是為日本的未來。公元1672年，德川光國聘請舜水先生為指導，任命他的日本高徒安積覺為主編，安排師徒一道撰編《大日本史》。該史以“尊王一統”之說貫穿始終，暗喻東方文明的中心國，以及東方政治精英士大夫代表，已從中國轉移日本。
東林學人朱舜水一邊在日本講學，一邊念念不忘故國亡國之恨。在日本他寫下了《中原陽九述略》，總結了明亡兩大教訓：
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學術虛偽。
朱之瑜說，“中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也。語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這段話什么意思？朱之瑜分析道：我們大明王朝與其說是亡于外敵，不如說是亡于自毀，這就像一個木頭，生了蟲子的道理一樣啊。一個木頭是先朽了，而后蛀蟲才會來，不存在木頭沒有朽，而蛀蟲生出來的道理。
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