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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影像展:我们“剥削他人”,需要以另一种形式回馈

撰文 / 高興

編輯 / 張琳悅

近年來, 影像工作者積極投入紀錄影像創作中, 以傳統手工藝和古老民俗為題材創作的紀錄片也越來越被觀眾認可和歡迎。 “我們能夠給予物質的任何面目, 最終都不如真實對我們有用。 只有真實才經得住考驗”。

6月7日到9日, 首屆“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非遺影像展”在山西平遙舉辦, 30部(集)入圍影片參與此次展映, 作品包含但不限於以非遺名錄專案和傳承人為物件拍攝和創作的、展現我國傳統文化的紀錄影像。

此次影展還同期舉行了“作為國家記憶的非遺影音文獻論壇”, 學者、媒體人、影視機構等不同視角的影像創作者進行了“多聲道”的對話——媒體及影視傳播機構更多地關注非遺影像的傳播維度,

而學界則更關注如何準確地記錄非遺文化與非遺知識生產的倫理問題。

穀雨採訪到了中央民族大學的朱靖江和雲南大學的陳學禮, 共同探討影像作為非遺知識檔案的獨特價值, 及影像的創作倫理。

朱靖江:影像和文字就像左腦和右腦

百年之後, 我們更願意看文字“檔案”的表述, 還是影像“檔案”的表述?影像作為一種媒介, 其合理性、價值、潛力在哪裡?

近十年來, 影像的表述成為熱門, 這與當代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 以前攝影機的技術、成本門檻很高, 普通人無法接近。 而如今, 如果沒有手機、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沒有技術的支援,

我們很難想像視覺文化如此活躍。

影像和文字都是記憶的載體。 文字是我們習慣的知識承載方式, 而影像更強調具象和可視, 它是視覺的、感官的、直接的, 能夠給予一種直接的交流感。

譬如此次展映的作品《最後的大東巴》, 用鏡頭還原將要失傳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東巴教儀式。 如果僅從文字去習得這些知識非常困難, 通過影像則可以更好地傳承。

在少數民族的知識傳承裡, 非文字的方式尤為重要。 每天都有東西在消失, 因此需要將它們留存下來, 傳承給後代, 留存給未來。 這是影像最早被賦予的價值。                      


 《最後的大東巴》海報。

60年代之後, 影像不再是簡單、客觀的素材積累, 而是作者基於自己的文化價值判斷最終建構的表述系統。

如今, 影像更是被用來進行一些實驗性的探索, 其不再僅僅考慮表達或論證一個觀念, 而是來拓寬我們認知世界的可能性。

影像民族志的獨立性問題, 其實是在討論影像有沒有獨立於文字的價值。 不能將影像與文字做簡單對比。 它們就像左腦和右腦, 分工不同, 是具有獨立文化價值的兩個不同表述系統。

文化在不斷發展, 通過虛擬實境(VR)等新技術將傳統手工藝和民俗存續下來, 增強傳播、互動、習得的可能性, 是人類學界、民俗學界、影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陳學禮:創作者應首先保證人物日常生活的完整性

在《侗族大歌》展映前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短片——記錄導演將完成的作品帶回侗寨,

為當地村民進行300多場免費放映的片段。

 《侗族大歌》鄉村放映

“有很多婦女, 她可能普通話都不會說, 但是她把我們的故事提前跟村子裡的人講。 ”放映師說, “一路下來, 雖然辛苦, 能收穫相親父老的歡聲笑語, 這一點值了。 ”

許多時候, 紀錄片創作者的作品在國內、國際獲獎, 但他的被拍攝者卻常常無法看到。 對“非遺”影像而言, “非遺”傳承人花費許多精力打磨技藝, 在配合拍攝之後, 卻常常與拍攝自己的影像“失聯”。 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陳學禮講了兩個故事——

2004年陳學禮帶著三個研究生去紅河的哈尼族村寨拍攝一個藝人。 那個時候雲南省剛剛命名了一批民俗傳承藝人, 許多藝人此前已經被電視臺拍攝過,

因此, 他和學生到達村寨時都受到熱情的歡迎, 也將他們“寵”壞了, 以為自己去到任何地方拍攝都會有人招待, 理所應當受到歡迎, 他們也會付一些飯錢給管飯的人。 當他聯繫了紅河哈尼族村寨要拍攝的藝人時, 對方同意了拍攝, 但當他們到達手藝人家裡時, 對方卻遲遲不談拍攝的事情。 推遲了一會兒, 他說:“陳老師, 拍攝也可以, 但是需要支付我一些費用。 ”陳學禮問大概需要多少, 對方說至少400元, 這樣才會向他們展示做樂器的過程。

陳學禮當時在想“我拍攝是幫你做宣傳, 為什麼要付你費用?”, 他就帶著學生離開了。

陳學禮和他人說起這個事情, 一直認為自己是對的。 但最近五六年, 他發現自己“做錯了”。

“我沒有考慮被拍攝者的基本權益, 他的技藝是花了很多時間,很多精力去積累學習到的,如果我覺得去拍攝他的技藝成本貴,我可以和他協商,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付給他錢,而且這位元藝人也需要付出自己一天的時間和勞動,才能保證我們的拍攝,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應該去保證被拍攝者的基本利益,或者付給報酬,或者以禮物的形式去補償。”

2008年,陳學禮在西盟佤山,在他所拍攝《馬散四章》裡的那家人家裡吃佤族雞肉爛飯,吃完後他們在那裡唱歌,陳學禮覺得他們太愉快了,便將那些場景像日記一樣紀錄下來。2012年陳學禮回到西盟佤山,將剪輯完成後做的光碟送給他們,他看到那家人圍在電視機前看這個片子,臉上透著開心,那個時候他突然覺得,拍攝的影片即便參加電影節,所獲得的滿足感,也沒法和這個時候的滿足感相比。

拍攝者拍完之後回到當地播放,讓被拍攝者通過影像再認識自己的文化,獲得自己的知識傳承。“非遺”影像作為知識傳承和傳播的載體,應該是影像創作者與“非遺”傳承人之間的合作。


 紀錄片《七聖廟》海報。

做紀錄片的人對於拍攝物件,本質都可能是一種“剝削”的狀態,陳學禮認為。“有時候我們‘剝削他人’,需要以另一種形式做一些回饋。”

如何認識影像創作中的倫理問題,理解創作者與被拍攝物件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重要。

“我們談倫理,很多時候都在談一個事情,即隱私”,陳學禮認為,作為一個拍攝者,如果已經意識到拍攝正在侵犯別人的隱私,或可能會傷害到別人的時候,就應該停止拍攝,這是非常基本的原則。特別是現在數位媒介普及的情況下,很難確定資料文獻的流通是否會對被攝者產生什麼影響,所以,將可能會傷害到被攝者的場景先拍下來剪輯的時候再決定用不用的想法,是值得商榷的,這是倫理的第一個層面。

倫理的第二個層面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如何相處。

對此,每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如果創作者到達一個地方,沒有表現出對被拍攝者的尊重,肯定是有問題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更像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合作關係,尊重他人以及他們的文化是最基本的修為。

第三個層面即創作者本身如何看待他的拍攝物件,如何看待被呈現的文化。

這是一個表述的問題,即創作者通過自己的影像將被攝者和他的文化表達成什麼樣子。

一些創作者常常去捕捉那些好玩的、誇張的東西,將城市認為奇特的“異文化”拍攝之後,再帶回城市播放,吸引大眾對異文化的獵奇。帶著這樣的心態去表述一種文化,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因為如果拍攝者只用鏡頭去捕捉那些奇特的、誇張的東西,會忽略文化與當地環境、歷史之間的相互關係。另外,還要避免讓非遺傳承人變成表達文化的一個工具,拍攝一個非遺項目傳承人時,他的技藝、生活,他的所有活動都應該從屬於這個人,展現這個人的性格、思想的重要性,一點不亞於展現其技藝,創作者應首先保證人物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再來展現他的技藝、儀式。

“非遺”影像作為知識傳承和傳播的載體,是影像拍攝者與“非遺”傳承人之間相互合作的結果。所以,除了發揮傳播、檔案保存的功能之外,非遺影像還應該回到當地,為非遺項目的在地保護和傳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對於非遺影像的創作和傳播,如何處理拍攝與被攝者的關係、如何與當地人保持文化的共用性?這應該是當代語境下探討非遺影像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關於非遺影像展

首屆“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非遺影像展”於2018年6月7日至9日在山西省平遙縣舉辦,由文化和旅遊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指導,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和國家圖書館主辦,多個部門與學術機構共同協辦。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穀雨致力於支援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瞭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計畫(guyuproject)”,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email protected]

他的技藝是花了很多時間,很多精力去積累學習到的,如果我覺得去拍攝他的技藝成本貴,我可以和他協商,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付給他錢,而且這位元藝人也需要付出自己一天的時間和勞動,才能保證我們的拍攝,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應該去保證被拍攝者的基本利益,或者付給報酬,或者以禮物的形式去補償。”

2008年,陳學禮在西盟佤山,在他所拍攝《馬散四章》裡的那家人家裡吃佤族雞肉爛飯,吃完後他們在那裡唱歌,陳學禮覺得他們太愉快了,便將那些場景像日記一樣紀錄下來。2012年陳學禮回到西盟佤山,將剪輯完成後做的光碟送給他們,他看到那家人圍在電視機前看這個片子,臉上透著開心,那個時候他突然覺得,拍攝的影片即便參加電影節,所獲得的滿足感,也沒法和這個時候的滿足感相比。

拍攝者拍完之後回到當地播放,讓被拍攝者通過影像再認識自己的文化,獲得自己的知識傳承。“非遺”影像作為知識傳承和傳播的載體,應該是影像創作者與“非遺”傳承人之間的合作。


 紀錄片《七聖廟》海報。

做紀錄片的人對於拍攝物件,本質都可能是一種“剝削”的狀態,陳學禮認為。“有時候我們‘剝削他人’,需要以另一種形式做一些回饋。”

如何認識影像創作中的倫理問題,理解創作者與被拍攝物件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重要。

“我們談倫理,很多時候都在談一個事情,即隱私”,陳學禮認為,作為一個拍攝者,如果已經意識到拍攝正在侵犯別人的隱私,或可能會傷害到別人的時候,就應該停止拍攝,這是非常基本的原則。特別是現在數位媒介普及的情況下,很難確定資料文獻的流通是否會對被攝者產生什麼影響,所以,將可能會傷害到被攝者的場景先拍下來剪輯的時候再決定用不用的想法,是值得商榷的,這是倫理的第一個層面。

倫理的第二個層面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如何相處。

對此,每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如果創作者到達一個地方,沒有表現出對被拍攝者的尊重,肯定是有問題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更像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合作關係,尊重他人以及他們的文化是最基本的修為。

第三個層面即創作者本身如何看待他的拍攝物件,如何看待被呈現的文化。

這是一個表述的問題,即創作者通過自己的影像將被攝者和他的文化表達成什麼樣子。

一些創作者常常去捕捉那些好玩的、誇張的東西,將城市認為奇特的“異文化”拍攝之後,再帶回城市播放,吸引大眾對異文化的獵奇。帶著這樣的心態去表述一種文化,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因為如果拍攝者只用鏡頭去捕捉那些奇特的、誇張的東西,會忽略文化與當地環境、歷史之間的相互關係。另外,還要避免讓非遺傳承人變成表達文化的一個工具,拍攝一個非遺項目傳承人時,他的技藝、生活,他的所有活動都應該從屬於這個人,展現這個人的性格、思想的重要性,一點不亞於展現其技藝,創作者應首先保證人物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再來展現他的技藝、儀式。

“非遺”影像作為知識傳承和傳播的載體,是影像拍攝者與“非遺”傳承人之間相互合作的結果。所以,除了發揮傳播、檔案保存的功能之外,非遺影像還應該回到當地,為非遺項目的在地保護和傳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對於非遺影像的創作和傳播,如何處理拍攝與被攝者的關係、如何與當地人保持文化的共用性?這應該是當代語境下探討非遺影像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關於非遺影像展

首屆“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非遺影像展”於2018年6月7日至9日在山西省平遙縣舉辦,由文化和旅遊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指導,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和國家圖書館主辦,多個部門與學術機構共同協辦。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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