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负责人:报道本身比点击量更重要



1976年6月, 《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 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 圖為他的遇害現場。

“有時一篇報導的點擊量很少,

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 決定了變革的方向。 從這個意義上說, 這樣的報導才是有影響力的報導。 ”

你殺得死記者, 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

採訪並文 / 崔瑩

編輯 / 陳默

今年4月初, 美國調查記者與編輯協會(IRE)公佈了2017年度IRE大獎的獲獎名單。 IRE大獎是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獎, 與普利策獎齊名。

IRE金獎是該協會頒發的調查性報導最高榮譽。 今年獲得該獎的作品, 是《紐約時報》關於好萊塢著名製片人哈威·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導, 以及關於烏克蘭記者帕威爾死亡事件的紀錄片《謀殺記者帕威爾》。

獲得本屆IRE“犯罪報導特別獎”的, 是BuzzFeed關於巨富斯考特·楊死亡的調查報導。 Buzzfeed用兩年時間調查此案, 揭示這與俄羅斯勢力在英國本土執行的暗殺行動有關。

IRE創建於1975年, 總部位於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 是世界上最大、創立最早的調查記者組織, 擁有5500多名會員。 從1979年開始, IRE每年都會評選優秀的調查報導作品。 不僅如此, IRE還為調查記者提供培訓、資源和社區支援, 並保護調查記者的權利。

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是IRE的執行總監。 他曾任基卜林格公共事務新聞專案總監, 以及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電訊報》調查報導主編。 近日, 穀雨對道格·哈迪克斯進行了電話採訪, 瞭解IRE大獎的評選情況, 以及美國調查報導的行業現狀。


IRE執行總監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

如何衡量一篇報導是否有影響力?在採訪過程中,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 他們的標準, 是它是否改變立法、懲治違法者、促進社會變革。

而點擊量, 並不在此列, 因為“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 決定了變革的方向”。

換言之, 一篇調查報導之所以有價值, 是因為它能影響真正有影響力的精英, 進而改變社會。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 把流量與記者的收入和考評掛鉤的方式,

在美國極其少見。 如果盲目追求流量, 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 會導致記者都去報導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而這對新聞業來說, “太不幸了”。

以下為採訪內容。

  有影響力的報導是促進社會變革的報導

穀雨:IRE大獎和普利策獎的獲獎作品有時會有重合, 這兩個獎項存在哪些差異呢?

道格·哈迪克斯:IRE的所有獎項都和調查性報導有關, 而普利策獎包括其他種類。

在調查報導的評選上, 普利策獎遵循的某些標準和IRE獎有些類似, 但我們會更多地考慮報導的影響力。

穀雨:那麼, 你們如何衡量報導的影響力呢?

道格·哈迪克斯:影響力包括報導是否促進法律的改變, 是否讓某些人被繩之於法, 是否促進了社會變革,

等等。

穀雨:今年, IRE的一個金獎被頒給了《紐約時報》的韋恩斯坦性騷擾報導, 你認為這系列報導的可貴之處在哪裡?

道格·哈迪克斯:《紐約時報》揭露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導, 是引發“#Me Too”大規模反性騷擾運動的最基本的報導, 也是“看門狗”新聞的傑出範例。

這些報導影響了很多人, 給沉默的無權者提供了發聲的機會, 讓強權者對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 在改變人們對性騷擾的態度方面, 它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為止, 這場運動影響深遠, 韋恩斯坦、美國著名訪談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以及一些政治人物, 都被揭露有性騷擾行為。


《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導。

穀雨:IRE 的另一個金獎被頒給了“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導專案”OCCRP和其合作夥伴Slidstvo.Info,因為它們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裡梅特遇害的紀錄片。評獎時,你們是怎麼考慮的?

道格·哈迪克斯:我們的評委都認為,這個獎項真正體現了IRE的精神。

1976年6月,《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事件發生後,三十多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趕來。他們團結在一起,決定繼續完成博爾斯的調查報導。


OCCRP和Slidstvo.Info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裡梅特遇害的記錄片。

謝裡梅特的經歷和博爾斯的經歷非常相似,它們都表明:你殺得死記者,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對烏克蘭記者如此深入地調查、如此執著于將壞人繩之于法的行為,我們非常驚歎。

  報導本身比點擊量更重要

穀雨:你已經擔任IRE執行總監兩年了,在這兩年裡,美國調查報導界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我認為是資料新聞日趨成熟。有些記者通過編碼、軟體等複雜技術,對資料進行分析和視覺化加工,這催生了很多之前無法做到的報導。

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是,《亞特蘭大憲政報》對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者對病人進行性侵的調查。這涉及成千上萬件案例,以及10萬多頁法庭檔。他們使用軟體來分析這些材料,總結出了共性。

今年IRE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論壇報》,他們對處方藥進行了複雜的分析,分析它們如何將患者置於危險境地。

另一個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是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他們查看了全美的破產資料,發現了種族歧視的存在——申請破產的黑人,和申請破產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在報導《對美國黑人而言,破產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兒》中使用大量資料。

還有一個獲獎者,調查的是外國人,特別是中東人在美國找房、租房時是否受歧視,它也涉及大量的資料分析。

穀雨:美國新聞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錯誤資訊和欺騙行為,不僅是調查報導記者,所有記者都面臨如何識別真偽資訊的挑戰。


2017年8月,颶風哈威登陸美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休斯頓當地機場被水淹的圖片,後來被指是假照片。

這些虛假資訊,有的來自白宮和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一些報導令他們感到尷尬,或讓總統和他的政府顯得腐敗無能,他們於是故意詆毀合法的新聞媒體,將很多真實報導斷定為虛假的。特朗普政府還常把虛假消息作為宣傳工具,誤導公眾。這種現象正向地方一級政府蔓延。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新聞媒體需要與之對抗。對抗方式包括讓資訊透明、共用資料,以及說明故事來源等,以便讓讀者瞭解真相。

穀雨:在你看來,一篇優秀的調查報導應該是什麼樣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時候,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運營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為,記者要能提出質疑,揭露腐敗,挖掘真相,告知公眾。關於這些內容的報導,就是優秀的調查報導。它們關注受害者,調查污染企業和醫療事故。它們表明:某個組織依然有改善和進步的空間。

穀雨:報導的點擊量與報導的品質、專業水準不一定成正比,有時甚至可能相反。在評選時,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們如何取捨?

道格·哈迪克斯:報導的點擊量是很重要,但我認為報導本身更重要。

有時一篇報導的點擊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報導才是有影響力的報導。

點擊量高,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一篇好報導。美國有很多小報和八卦雜誌,比如《世界新聞週報》《國家詢問者》,它們經常刊載虛假的故事和名人新聞,銷量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高。儘管如此,我還是寧願選擇讀者少、點擊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為,引起立法者和公眾關注並帶來改革的報導。

穀雨:美國記者的收入,是否會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掛鉤,或者在考評時,被作為重要的參考係數來考慮?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國,這樣的做法極其少見。很多記者和新聞採編室會對讀者進行跟蹤調查,瞭解他們對不同報導的興趣,但記者的收入,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沒有直接聯繫。

穀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可能會給新聞業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道格·哈迪克斯:這樣的做法太不幸了,會導致記者都去報導那些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有的新聞雖然點擊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眾的新聞,比如關於政府、商業、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聞相比,要次要得多。

  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機構

穀雨:美國的新聞機構是否會越來越多地考慮報導的性價比,考慮削減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過去10年-15年的時間裡,美國媒體的採編人員大幅減少,目前美國記者的人數是10-15年前記者人數的一半。這些削減對新聞業造成了很多傷害,但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有令人驚歎的調查報導陸續誕生。

我最擔心的,是這些削減對中小型媒體的影響——因為採編人數驟減,它們越來越沒有能力做調查性報導。因為調查性報導需要更多的時間,需要記者採訪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參加一次政府會議就能寫出來的。

穀雨:美國調查報導記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麼範圍內?他們如果轉行,一般會去哪些領域?

道格·哈迪克斯:這取決於他們在哪裡工作。新聞界的人員削減,並不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

通常來說,記者所在的媒體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個記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調查性報導,但如果他在一家規模較小的報社工作,就不會獲得和《華盛頓郵報》記者同樣的薪水。

此外,美國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異很大,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三藩市的生活成本較高,記者在那裡掙10萬美元,大概類似於在哥倫布、俄亥俄州或印弟安納波里斯這樣的地方掙5、6萬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新聞機構:有些記者去大學教書,特別是那些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他們很容易被大學聘為教授;有些記者會成為自由職業者,他們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會寫書;也有記者轉行成為公關,因為兩個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國的公關人數和記者的數量相等。

穀雨:近些年迅速發展的非營利新聞機構和小型數字新聞媒體,在從事調查報導上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美國已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聞機構,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非營利新聞研究所(INN)。它們在美國各地完成了很多優秀的調查報導。

很多媒體的觀念是,要竭力報導所有領域的新聞,包括社會新聞、法制新聞、娛樂新聞……而非營利新聞機構只需要選擇幾個重要的故事進行調查。不必報導某個社區的所有領域,的確是它們的優勢。

它們的劣勢是很難建立自己的聲譽,很難獲得大量受眾。如果傳統媒體和這些非營利新聞機構合作,可以共贏。

穀雨:你認為,未來調查報導最好的運作模式應該是什麼?最好的資金來源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我就會向全世界宣佈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覺得他們沒必要為新聞掏錢。他們習慣了在網上看免費新聞。對新聞機構而言,這就成了災難,因為製作新聞並非是免費的,做調查報導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來埋單,這也是人們正在尋求答案的問題。

有人建議創建更多的基金會來支援調查報導,將調查報導變成一種公共產品,為大眾服務。我希望這樣的建議獲得更多的共識。

穀雨:你對調查報導的未來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道格·哈迪克斯:在國家層面,《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全國性媒體,將會有更有力的調查報導。它們甚至增加了對調查性報導的投入,它們的調查報導會繼續存活,而且會活得更好。

但我對美國地方一級的調查性報導狀況感到擔憂。在很多社區,誰在關注當地的校董事會?誰在監督市長?誰在質疑州立法者和官員?誰在確保稅款被合理使用?最近這些年,來自社區的調查報導越來越少。

讓我感到樂觀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國性媒體和地方媒體之間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資訊聚集在一起,聯合做調查報導,這是調查報導的希望。

穀雨:在新聞業不景氣的情況下,想進入調查報導領域的美國年輕人還多嗎?哪類人比較受歡迎?

道格·哈迪克斯:儘管報紙和地方電視臺都面臨商業模式的挑戰,依然有大量年輕人投身于新聞業,特別是那些用4年時間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的本科生。優秀的年輕記者暑假會在新聞機構實習,獲得課堂之外的實踐經驗。

現在,美國新聞界對具有資料分析能力的年輕記者趨之若鶩。

穀雨:在你看來,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體,必須要堅持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對一家值得尊敬的新聞媒體而言,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產出品質高、讀者和受眾信任的內容。如果做不到準確和堅持,任何媒體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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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導。

穀雨:IRE 的另一個金獎被頒給了“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導專案”OCCRP和其合作夥伴Slidstvo.Info,因為它們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裡梅特遇害的紀錄片。評獎時,你們是怎麼考慮的?

道格·哈迪克斯:我們的評委都認為,這個獎項真正體現了IRE的精神。

1976年6月,《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事件發生後,三十多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趕來。他們團結在一起,決定繼續完成博爾斯的調查報導。


OCCRP和Slidstvo.Info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裡梅特遇害的記錄片。

謝裡梅特的經歷和博爾斯的經歷非常相似,它們都表明:你殺得死記者,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對烏克蘭記者如此深入地調查、如此執著于將壞人繩之于法的行為,我們非常驚歎。

  報導本身比點擊量更重要

穀雨:你已經擔任IRE執行總監兩年了,在這兩年裡,美國調查報導界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我認為是資料新聞日趨成熟。有些記者通過編碼、軟體等複雜技術,對資料進行分析和視覺化加工,這催生了很多之前無法做到的報導。

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是,《亞特蘭大憲政報》對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者對病人進行性侵的調查。這涉及成千上萬件案例,以及10萬多頁法庭檔。他們使用軟體來分析這些材料,總結出了共性。

今年IRE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論壇報》,他們對處方藥進行了複雜的分析,分析它們如何將患者置於危險境地。

另一個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是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他們查看了全美的破產資料,發現了種族歧視的存在——申請破產的黑人,和申請破產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在報導《對美國黑人而言,破產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兒》中使用大量資料。

還有一個獲獎者,調查的是外國人,特別是中東人在美國找房、租房時是否受歧視,它也涉及大量的資料分析。

穀雨:美國新聞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錯誤資訊和欺騙行為,不僅是調查報導記者,所有記者都面臨如何識別真偽資訊的挑戰。


2017年8月,颶風哈威登陸美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休斯頓當地機場被水淹的圖片,後來被指是假照片。

這些虛假資訊,有的來自白宮和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一些報導令他們感到尷尬,或讓總統和他的政府顯得腐敗無能,他們於是故意詆毀合法的新聞媒體,將很多真實報導斷定為虛假的。特朗普政府還常把虛假消息作為宣傳工具,誤導公眾。這種現象正向地方一級政府蔓延。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新聞媒體需要與之對抗。對抗方式包括讓資訊透明、共用資料,以及說明故事來源等,以便讓讀者瞭解真相。

穀雨:在你看來,一篇優秀的調查報導應該是什麼樣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時候,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運營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為,記者要能提出質疑,揭露腐敗,挖掘真相,告知公眾。關於這些內容的報導,就是優秀的調查報導。它們關注受害者,調查污染企業和醫療事故。它們表明:某個組織依然有改善和進步的空間。

穀雨:報導的點擊量與報導的品質、專業水準不一定成正比,有時甚至可能相反。在評選時,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們如何取捨?

道格·哈迪克斯:報導的點擊量是很重要,但我認為報導本身更重要。

有時一篇報導的點擊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報導才是有影響力的報導。

點擊量高,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一篇好報導。美國有很多小報和八卦雜誌,比如《世界新聞週報》《國家詢問者》,它們經常刊載虛假的故事和名人新聞,銷量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高。儘管如此,我還是寧願選擇讀者少、點擊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為,引起立法者和公眾關注並帶來改革的報導。

穀雨:美國記者的收入,是否會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掛鉤,或者在考評時,被作為重要的參考係數來考慮?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國,這樣的做法極其少見。很多記者和新聞採編室會對讀者進行跟蹤調查,瞭解他們對不同報導的興趣,但記者的收入,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沒有直接聯繫。

穀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可能會給新聞業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道格·哈迪克斯:這樣的做法太不幸了,會導致記者都去報導那些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有的新聞雖然點擊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眾的新聞,比如關於政府、商業、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聞相比,要次要得多。

  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機構

穀雨:美國的新聞機構是否會越來越多地考慮報導的性價比,考慮削減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過去10年-15年的時間裡,美國媒體的採編人員大幅減少,目前美國記者的人數是10-15年前記者人數的一半。這些削減對新聞業造成了很多傷害,但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有令人驚歎的調查報導陸續誕生。

我最擔心的,是這些削減對中小型媒體的影響——因為採編人數驟減,它們越來越沒有能力做調查性報導。因為調查性報導需要更多的時間,需要記者採訪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參加一次政府會議就能寫出來的。

穀雨:美國調查報導記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麼範圍內?他們如果轉行,一般會去哪些領域?

道格·哈迪克斯:這取決於他們在哪裡工作。新聞界的人員削減,並不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

通常來說,記者所在的媒體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個記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調查性報導,但如果他在一家規模較小的報社工作,就不會獲得和《華盛頓郵報》記者同樣的薪水。

此外,美國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異很大,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三藩市的生活成本較高,記者在那裡掙10萬美元,大概類似於在哥倫布、俄亥俄州或印弟安納波里斯這樣的地方掙5、6萬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新聞機構:有些記者去大學教書,特別是那些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他們很容易被大學聘為教授;有些記者會成為自由職業者,他們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會寫書;也有記者轉行成為公關,因為兩個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國的公關人數和記者的數量相等。

穀雨:近些年迅速發展的非營利新聞機構和小型數字新聞媒體,在從事調查報導上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美國已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聞機構,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非營利新聞研究所(INN)。它們在美國各地完成了很多優秀的調查報導。

很多媒體的觀念是,要竭力報導所有領域的新聞,包括社會新聞、法制新聞、娛樂新聞……而非營利新聞機構只需要選擇幾個重要的故事進行調查。不必報導某個社區的所有領域,的確是它們的優勢。

它們的劣勢是很難建立自己的聲譽,很難獲得大量受眾。如果傳統媒體和這些非營利新聞機構合作,可以共贏。

穀雨:你認為,未來調查報導最好的運作模式應該是什麼?最好的資金來源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我就會向全世界宣佈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覺得他們沒必要為新聞掏錢。他們習慣了在網上看免費新聞。對新聞機構而言,這就成了災難,因為製作新聞並非是免費的,做調查報導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來埋單,這也是人們正在尋求答案的問題。

有人建議創建更多的基金會來支援調查報導,將調查報導變成一種公共產品,為大眾服務。我希望這樣的建議獲得更多的共識。

穀雨:你對調查報導的未來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道格·哈迪克斯:在國家層面,《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全國性媒體,將會有更有力的調查報導。它們甚至增加了對調查性報導的投入,它們的調查報導會繼續存活,而且會活得更好。

但我對美國地方一級的調查性報導狀況感到擔憂。在很多社區,誰在關注當地的校董事會?誰在監督市長?誰在質疑州立法者和官員?誰在確保稅款被合理使用?最近這些年,來自社區的調查報導越來越少。

讓我感到樂觀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國性媒體和地方媒體之間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資訊聚集在一起,聯合做調查報導,這是調查報導的希望。

穀雨:在新聞業不景氣的情況下,想進入調查報導領域的美國年輕人還多嗎?哪類人比較受歡迎?

道格·哈迪克斯:儘管報紙和地方電視臺都面臨商業模式的挑戰,依然有大量年輕人投身于新聞業,特別是那些用4年時間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的本科生。優秀的年輕記者暑假會在新聞機構實習,獲得課堂之外的實踐經驗。

現在,美國新聞界對具有資料分析能力的年輕記者趨之若鶩。

穀雨:在你看來,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體,必須要堅持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對一家值得尊敬的新聞媒體而言,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產出品質高、讀者和受眾信任的內容。如果做不到準確和堅持,任何媒體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穀雨致力於支援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瞭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計畫(guyuproject)”,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guyustor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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