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有關經濟工作的會議上，
反復強調“要注重引導預期”。
為什麼要反復強調？我們認為，
預期管理不僅是加強宏觀經濟調控有效性之必須，
更是引導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關鍵。
這樣的反復強調實際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卻並未得到中國金融管理者充分重視的內涵，
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地引導預期，
核心目的就是充分保護市場投資者“風險偏好”。
這一點，
在《行為金融學》中早有明確論述。
如果把“賭博式的風險偏好”除外，
那我們可以肯定地講，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其社會公眾“風險偏好能力”的高低，
決定了這個國家或民族創新能力的高低。
毫無疑問，
創新需要完整的一套社會生態去支撐，
而在這個生態環境中，
資本對創新項目的支持是關鍵環節。
按照“木桶原理”，
如果中國公眾的“風險偏好”持續走低，
但中國不可能向創新型社會轉變。
不僅如此，
得不到資本支持的創新人才也會紛紛離開中國，
去往創新資本充裕，
投資者風險偏好可與創新匹配的國家或地區。
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社會公眾的風險偏好有一個上下的極限，
向上或向下超出這個極限，
整個社會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就會驟然增加。
比如，
金融期市、商品期市、股票市場、企業債市場、金融債市場、貨幣市場、國債市場，
大致構成了整體金融市場的風險層級，
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市場的風險居於中等偏高水準，
而管理者必須引導市場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更多地留在這一層級當中。
原因很簡單，
這樣的風險偏好關乎實體經濟資本來源，
是所有金融市場的核心部分，
是金融行業存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如果社會公眾的風險偏好偏離了“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市場”，
那不僅會制約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而且搞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比如，
前不久發生在中國的“全民金融”使得大量外行人士開始經營金融業務，
忽悠老百姓無度增加風險偏好到賭博的程度，
大大超越了規範金融體系的風險限度，
結果出現了許多嚴重的問題，
嚴重放大了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
而不得不艱難地治理整頓；再比如，
社會公眾風險偏好過低，
將大量資金投向幾乎無風險的貨幣市場和國債市場，
這勢必導致各風險層級的金融市場惡性循環，
極低風險偏好的資金數量越大，
資本市場就會因缺少資金而下跌，
資本市場越跌，
風險越大，
資金就更多流向貨幣市場，
於是金融短期化、套利化——脫實向虛越嚴重，
並逐步演化為巨大系統性金融風險。
現在，
中國金融市場的問題是：社會公眾風險偏好不斷走低，
這實際是一個國家非常致命的要害，
但中國的金融監管者是否在意此事？我看問題很大。
比如，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在談到下一階段經濟工作重點時指出：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堅戰”，
同時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
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
注重引導預期，
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
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
這是極其重大的總體要求，
而其中最被市場關注的變化是：中央強調要“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
但我們看到5月17日公佈的2018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
在談到制定貨幣政策的依據時，
對中央“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的要求“全無提及”。
央行是否有必要“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當成制定貨幣政策的前提？當然，
太有必要了。
因為，
貨幣政策本身就是極其重要的“內需政策”，
如果中央要求“持續擴大內需”，
那必須得到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
所以，
如此重要的貨幣政策前提央行為什麼隻字不提？是沒注意？還是中央政策變了？我們知道，
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是資本市場投資者最為關注的資訊源，
它未將“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當作制定貨幣政策的依據，
這會給市場以怎樣的“預期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