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滅亡， 早在魏忠賢獨裁700天時已註定。 無恥與實用， 縱然比道德主義接地氣， 但卻是接到了地下塌陷區， 是爛到根子裡的政治。 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21—
魏公公治理晚明中國700天效果如何
從天啟五年七月絞殺東林六君子， 到天啟七年八月天啟時代終結， 這兩年零一個月， 是閹党党首魏忠賢的絕對統治期。 大明王朝這兩年雖然年號仍稱天啟， 但實際上已進入“魏政”時代。
也就是說， 這個曠古爍今的太監， 治理了中國700餘天。
那麼， “魏政”的效果究竟怎麼樣呢？
對於這個時期的國家政治， 各界評價不一。
有稱魏忠賢治國有方， 是治世能臣， 可與曹操相比。
也有說魏忠賢目不識丁， 搞得大明國政極其混亂。
那麼， 魏忠賢究竟是怎麼治國呢？
讓我們還是根據史料， 讓事實來說話吧。
從魏忠賢的個人素質來講， 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流氓痞子——來自社會底層， 沒文化， 沒受過教育， 自私、貪婪、殘暴、無賴等特性都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士大夫願意跟他走呢？
這首先跟魏忠賢的敵人失策——即我前面多次提到的東林黨用人標準有關， 東林黨人強調“君子入仕”， 搞極端理想主義， 為了天理而活、滅絕人欲， 做道德表率， 高品完人， 調門太高， 一般人做不到， 也太苦了。
而魏忠賢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極端現實主義——有錢就是爹，
直至不要任何原則， 不要任何廉恥， 為了利益不擇手段。
雖然魏忠賢的主義走向了另一極端， 但對大多數世俗人而言， 還是魏的這一套， 比東林的那一套， 更容易接近。 所以， 俗士跟著魏黨走， 就不足為奇了。
除了以上原因外，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那就是魏忠賢不是草包， 是有一定辦事和識人能力的人。 在治國上， 魏黨確實體現了一些比東林現實的策略， 譬如對遼東戰將的任用上。 《明史》記載， 天啟初年， 有人推薦一代將才袁崇煥守遼東， 得到魏忠賢一党肯定， 魏忠賢把持的朝廷破格錄用了袁崇煥。
當然， 因為品質與視野的局限性，
打擊東林時， 魏忠賢忌憚邊關傾向東林的戰將， 於是在天啟五年即西元1625年10月， 罷免了虛驚一場的“清君側”主角、遼東督師孫承宗， 讓幹兒孫高第經略遼東。 誰都知道這個高第是個十足的庸才， 而且膽子特別小。 據說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後， 嚇得放聲大哭。 到前線後， 他首先下令關外軍民放棄堡壘， 撤到山海關內來。 在他看來， 孤零零的幾個堡壘， 怎麼能守得住？還不如自己撤退。 一時間， 錦州、右屯、大小淩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棄，
於是， 為了保住客魏天下， 魏忠賢對袁崇煥不得不用。
東林黨人被天啟皇帝摒棄後， 袁崇煥依然帶兵打仗， 羸得天啟六年的甯元大捷。 這場戰役， 袁崇煥以兩萬甯城守軍大敗後金（後來的清軍）六萬八旗軍， 這是明朝與建州女真建立的後金交戰以來， 首次明軍打敗後金軍， 此役明軍殺傷後金軍1.7萬人， 挫敗了努爾哈赤奪占遼西和山海關的企圖， 把彪悍的八旗軍擋在了山海關外。 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在寧遠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
從袁崇煥的使用上， 似乎體現了魏忠賢慧眼識人、唯才是舉。 但是， 深究事件背景， 卻發現還是另有一番原委在其中。
袁崇煥被朝廷嘉獎後， 不負眾望， 連戰連捷。 第二年即天啟七年六月又取得甯錦大捷， 再次將八旗軍擊潰， 保住了寧遠和錦州， 使天朝保住了威嚴， 恢復了自信。 甯錦大捷勝利在北京引起的反響更為強烈。 舉朝上下歡欣鼓舞， 認為遼東形勢有了轉機， 朝廷對有功人員不吝封賞。
但是， 這一次大捷封賞，卻出現了滑稽現象：有功的、無功的，有關的、無關的各方面人員大肆封賞。數百人被加官進階，魏忠賢的那個侄孫、還在繈褓中的嬰兒魏鵬翼，也是在這次封賞中因“功”被封為“伯”。而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煥，卻是先升後降，加一級虛銜，而後免除了巡撫實職。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袁崇煥得罪了魏忠賢，拂了廠臣的意。在中國，業務骨幹往往都是情商不濟的人脈低能兒，軍事奇才袁崇煥也是這樣。本來，為了留在邊關殺敵報國，袁崇煥他對魏忠賢一黨委曲求全。在給魏忠賢建祠的熱潮不斷升溫的時候，他還同薊遼總督閻鳴泰等人聯名疏請，在甯前為魏忠賢建立一座生祠。這個請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許，並且親定祠名為“懋德” 。但即便是這樣，魏忠賢也沒有完全看上他。
對於袁崇煥的解職，魏忠賢也沒有說出過什麼正當理由，只用“暮氣難鼓”四個字敷衍。但實際情況卻是，魏忠賢派爪牙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守錦州，八旗軍圍攻錦州，向甯遠袁崇煥求救，袁崇煥為破除後金“圍點打援”企圖，沒有分散兵力派出援軍，劉應坤這些人嚇得要死，擔心被八旗軍包了餃子，所以事後向魏忠賢告狀。於是魏忠賢開始嫌棄袁崇煥，對他打擊報復。
大敵當前，為了個人恩怨而罷免幹練的統帥，置國家大局於不顧，可以說魏忠賢的做法缺乏起碼的政治理性，甚至是一種十足的荒謬。
痞子治國，就是任性。魏忠賢一邊對功臣帶搭不理，一邊卻對草包馬屁精大加提拔，工部主事戴君恩因為善於溜須，被魏忠賢破格提拔為參政道任總監軍，可是戴君恩到達戰事前線之後，卻怯懦不敢迎敵，但即便這樣也不耽誤升職。因為他慣於鑽營，托人向魏忠賢手下的大紅人崔呈秀行賄。這招非常奏效，天啟六年，戴君恩被任命為太僕寺卿兼浙江按察司僉事。奮勇殺敵的被撤職，怯懦致亂的反而升官。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用人行政常常就是這樣一團混亂。
魏忠賢專權時期的政治，反常規的情況經常出現。其中突出一點，就是高官任免頻繁，誰上誰下全憑魏忠賢拍腦門子，形同兒戲。
早在魏忠賢專權之初，就對朝中大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天啟四年即1624 年年，內閣中共有七位大學士，而到第二年魏忠賢徹底獨裁後的年底，原來的內閣成員中只剩下一個顧秉謙還留在位，其餘六人都換了容顏。
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部院大臣的罷免率比正常時期高出了三倍多。這種人事上的頻繁更動當然不會是政治安定的表現。
在人事變更超常的同時，魏忠賢政權還有濫委重任的傾向。
六部一院的長官號稱“七卿”，在明代政治體制中官位極尊，權極重，除了真職實缺，一般是不輕易授人的。而在天啟六年冬，除吏部、刑部仍只一名尚書外，戶部尚書有三人，禮部尚書和兵部尚書各四人，工部尚書五人，都禦史三人。一朝而有二十來位尚書，大大超出了常規。到了魏忠賢政權臨近傾覆的時刻，各種添注的、加銜的尚書已經多得不好統計，連同南京系統的官員合計，總數大約有四五十人。這種無聊的官銜猛增現象，其實正是政治混亂的又一種表現。
魏忠賢執政期，法律也不再管用，他辦案抓人，連象徵性的司法程式也不屑走，司法根本就不再揮任何作用。對於魏忠賢一夥來說，國家律條不過是施行暴政的一種工具。用暴政來推行暴政，用十個新的錯誤來彌補一個舊的錯誤，似乎是一部分短視的獨裁者固有行為模式，而這種惡性循環的暴政也足以破壞暴政本身。在魏忠賢專權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劇烈衝突，耗掉了它的大部分能量，龐大帝國主要是憑藉著慣性繼續運行。朝廷外的情況更是糟糕一團。山海關外軍事威脅火燒眉毛，陝西連年的天災逼得人們吃草根樹皮，最後發展到吃人。不久這裡成了農民起義的發源地，陝北農民終於揭竿而起，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說，明朝的滅亡，早在魏忠賢獨裁700天時已註定。無恥與實用，縱然比道德主義接地氣，但卻是接到了地下塌陷區，是爛到根子裡的政治。這種政治，縱然能在沒有內外打擊的情況下混過一時，但終究會在國家有事時轟然崩塌。
這一次大捷封賞，卻出現了滑稽現象：有功的、無功的，有關的、無關的各方面人員大肆封賞。數百人被加官進階，魏忠賢的那個侄孫、還在繈褓中的嬰兒魏鵬翼，也是在這次封賞中因“功”被封為“伯”。而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煥，卻是先升後降，加一級虛銜，而後免除了巡撫實職。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袁崇煥得罪了魏忠賢，拂了廠臣的意。在中國，業務骨幹往往都是情商不濟的人脈低能兒，軍事奇才袁崇煥也是這樣。本來，為了留在邊關殺敵報國，袁崇煥他對魏忠賢一黨委曲求全。在給魏忠賢建祠的熱潮不斷升溫的時候，他還同薊遼總督閻鳴泰等人聯名疏請，在甯前為魏忠賢建立一座生祠。這個請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許，並且親定祠名為“懋德” 。但即便是這樣，魏忠賢也沒有完全看上他。
對於袁崇煥的解職，魏忠賢也沒有說出過什麼正當理由，只用“暮氣難鼓”四個字敷衍。但實際情況卻是，魏忠賢派爪牙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守錦州，八旗軍圍攻錦州，向甯遠袁崇煥求救，袁崇煥為破除後金“圍點打援”企圖，沒有分散兵力派出援軍，劉應坤這些人嚇得要死，擔心被八旗軍包了餃子，所以事後向魏忠賢告狀。於是魏忠賢開始嫌棄袁崇煥，對他打擊報復。
大敵當前，為了個人恩怨而罷免幹練的統帥，置國家大局於不顧，可以說魏忠賢的做法缺乏起碼的政治理性，甚至是一種十足的荒謬。
痞子治國，就是任性。魏忠賢一邊對功臣帶搭不理，一邊卻對草包馬屁精大加提拔，工部主事戴君恩因為善於溜須，被魏忠賢破格提拔為參政道任總監軍，可是戴君恩到達戰事前線之後，卻怯懦不敢迎敵，但即便這樣也不耽誤升職。因為他慣於鑽營，托人向魏忠賢手下的大紅人崔呈秀行賄。這招非常奏效，天啟六年，戴君恩被任命為太僕寺卿兼浙江按察司僉事。奮勇殺敵的被撤職，怯懦致亂的反而升官。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用人行政常常就是這樣一團混亂。
魏忠賢專權時期的政治，反常規的情況經常出現。其中突出一點，就是高官任免頻繁，誰上誰下全憑魏忠賢拍腦門子，形同兒戲。
早在魏忠賢專權之初，就對朝中大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天啟四年即1624 年年，內閣中共有七位大學士，而到第二年魏忠賢徹底獨裁後的年底，原來的內閣成員中只剩下一個顧秉謙還留在位，其餘六人都換了容顏。
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部院大臣的罷免率比正常時期高出了三倍多。這種人事上的頻繁更動當然不會是政治安定的表現。
在人事變更超常的同時，魏忠賢政權還有濫委重任的傾向。
六部一院的長官號稱“七卿”，在明代政治體制中官位極尊，權極重，除了真職實缺，一般是不輕易授人的。而在天啟六年冬，除吏部、刑部仍只一名尚書外，戶部尚書有三人，禮部尚書和兵部尚書各四人，工部尚書五人，都禦史三人。一朝而有二十來位尚書，大大超出了常規。到了魏忠賢政權臨近傾覆的時刻，各種添注的、加銜的尚書已經多得不好統計，連同南京系統的官員合計，總數大約有四五十人。這種無聊的官銜猛增現象，其實正是政治混亂的又一種表現。
魏忠賢執政期，法律也不再管用，他辦案抓人，連象徵性的司法程式也不屑走，司法根本就不再揮任何作用。對於魏忠賢一夥來說，國家律條不過是施行暴政的一種工具。用暴政來推行暴政，用十個新的錯誤來彌補一個舊的錯誤，似乎是一部分短視的獨裁者固有行為模式，而這種惡性循環的暴政也足以破壞暴政本身。在魏忠賢專權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劇烈衝突，耗掉了它的大部分能量，龐大帝國主要是憑藉著慣性繼續運行。朝廷外的情況更是糟糕一團。山海關外軍事威脅火燒眉毛，陝西連年的天災逼得人們吃草根樹皮，最後發展到吃人。不久這裡成了農民起義的發源地，陝北農民終於揭竿而起，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說，明朝的滅亡，早在魏忠賢獨裁700天時已註定。無恥與實用，縱然比道德主義接地氣，但卻是接到了地下塌陷區，是爛到根子裡的政治。這種政治，縱然能在沒有內外打擊的情況下混過一時，但終究會在國家有事時轟然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