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一個如此複雜的問題， 一方面， 它是一個家庭的隱私， 而另一方面， 它又關乎著一個社會的未來。
在全面放開二胎的兩年後， 中國的生育率並沒有如官方所預料的回升， 仍然在 1.5 - 1.6 的低位徘徊——按照國際標準， 要維繫正常的代際更替， 生育率應該不低於 2.1。
「繁榮」的反而是不孕不育門診， 澎湃曾引用了一個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的統計資料，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 那裡上半年輔助生殖門診量同比增加 37.6%。
人越來越多了是多數輔助生殖機構們的抱怨， 一個被廣為引用的資料來自中國人口協會 2012 年的調查：中國有 4000 萬不孕不育患者——相當於加拿大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
如果考慮到其中 10%-20% 需要求助於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推算， 應該有 400 - 800 萬個家庭對輔助生殖技術（人工授精或是試管嬰兒）有潛在需求。
而在中國， 越來越低的生育意願與不孕症的共存， 讓這個問題變得愈加複雜， 兩者以某種幾乎荒謬卻不失合乎邏輯的方式矛盾卻又和諧地共存於這個國家。
以至於就在今年 2 月， 被視為政策風向標的《人民日報》刊文， 小心翼翼地探討代孕合法的可能性。
在各大生殖中心， 我看到了許多——有全家出動， 4 點半就去排隊， 只為了掛一個輔助生殖專家號的姑娘；有在醫院廁所難受地弓起身子的姑娘，
不孕症是病嗎？
至少我們的醫保不認為它是。 生殖醫院的官方資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 多數時候， 來這裡的人被稱作「就診者」。
當孩子出生後， 我以採訪者而非就診者的身份去接觸這些醫院那些需要淩晨排隊搶號的專家們， 得以一點點梳理「不孕症」這三個字的背後——生殖健康教育， 醫療資源的不足與分級診療的缺失， 以及醫保的缺位。
一. 最繁忙的
上世紀 90 年代，
不過， 時間將很快能夠證明， 在這個比西方更傳統， 更看重血緣和傳承的東方國家， 建立這家名叫集愛的專業診治遺傳與不育的專科醫院是多麼富有前瞻性。
1978 年， 世界上誕生了第一例試管嬰兒， 這項技術的出現， 無異於人類應對不孕的核武器。 在中國， 雖然在 1988 年就有了第一例試管嬰兒， 但在集愛之前， 試管嬰兒技術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研究性技術而非實用技術存在於這個國家。
1998 年 9 月， 集愛在中國上海正式接收就診者， 這是中國第一家將試管嬰兒技術作為一種成熟治療手段使用的醫院——在不孕症患者中，
據說， 最初， 集愛的候診室有舒適的沙發與空曠的候診大廳， 與當時始終人滿為患的公立醫院相比， 簡直異數。 不過， 十幾年後的候診大廳， 那裡擠滿了人， 站著的， 坐著的，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春運時候的火車站。
美國公共廣播電臺的記者到這裡來採訪過一個醫生， 並配以細緻的說明——「他一天要看 40 個病人」。 而現在， 那裡「有的醫生一天幾乎看了 92 個病人」， 以至於， 趙偉鵬， 那位集愛的創院院長說， 「這不行的， 這個是超負荷的事情， 堅持不了多久」。
今天的中國， 不孕不育科幾乎是中國醫院裡最繁忙的科室之一。
在北京， 2010 年就有媒體報導， 單北醫三院的生殖中心， 單日門診量經常超過 1500 例， 平均就有一千多例， 每天的輔助生殖手術大概在三十例以上， 在那裡的不孕症群中流傳著一個冷笑話：「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 隊排得老長， 排著排著都懷孕了。 」
而談到 2012 年成立的上海曙光醫院東院生殖醫學中心， 中心的主任， 從新加坡歸國的生殖科醫生童國慶認為， 這種發展幾乎超出他的預期：
「按國際上的一般慣例， 一個新成立的生殖醫學中心， 第一年大約能做到 100 例左右的試管嬰兒治療， 第二年 200， 第三年， 500。 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 900 例， 第二年 1600 例， 第三年過半， 已經做了 1000 多例。 」
上海交通大學第九人民醫院輔助生殖科是上海人最多也是人氣最旺的輔助生殖醫院， 在備孕群中，這裡以擅長應對高齡不孕、卵巢功能低下和反復移植失敗而著稱。早上 6 點 26 分，有人掛到了生殖門診的第 180 號——2013 年，那家擁有 6 位主任醫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門診數就已經突破了 800，整個科室也從原來的半層樓擴展到了幾近三層樓。
我問一個正在排隊的中年男人，每天開始掛號的時間？回答說：「不知道，可能是早上 4 點半吧。」
不用問路，隨著人流，繞過從血檢窗口排到走廊還轉了個彎的血檢隊伍——這隊伍，不消說，大部分是生殖門診的病人——擠進一個小小的電梯間，電梯緩緩上行，有人在互相問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個被稱作小李的人高馬大的保安趕緊低頭跟對方打個招呼，「大姐早，今天是來取卵，還是移植？」
7 樓的電梯一出來，同樣是排著長隊的人，隊伍從走廊中間的護士台那裡排出來，貼著樓道的一端，在電梯那兒拐了個拖泥帶水的彎，拉出幾個尾巴。護士台裡貼著用來維持秩序的招貼畫，畫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質問：「未來的爸爸媽媽們，你們是在為我插隊嗎？」另一側的初診登記處，有詳細的建檔注意事項、二胎生育證明樣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門診的就診者還是以一胎為主，但二胎的夫婦，人數正在增加。
兩側的盡頭和中間的診廳分佈著主要診室，大多掛著「男士免入」的牌子。樓道臨窗的走廊密排著座椅，算候診廳，對著窗的一側排著幾個小門，門上分別掛著男、女廁所，「男科診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
與上廁所類似，男人們不怎麼需要排隊，而且很快就從診室裡出來了，而女人們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診室的門口等，不過，一旦進了診室，往往也能比較快就出來。
候診是一段漫長而無聊的時光，電子屏上顯示著滾動的通知，樓道裡響著「XXX 號＊＊＊請到 n 診室候診」的廣播，被叫到號碼的人，去到診室的門口繼續排隊。醫生看診時，診室們通常開著門，門的一側有屏風，屏風後面是檢查床，因為就診者太多，這類診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緊湊，一個就診者尚未離開，下一個已經在門內等著了。
二. 不孕潮到來？
仿佛一夜之間，生殖門診變得人滿為患，是因為不孕症發病率在增加嗎？主因應該並非完全如此，彭獻東這樣回答我。彭是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的醫生，是中國最早的那批進入輔助生殖領域的醫生之中的一個。
他告訴我：現在覺得醫院裡不孕症的病人特別多，可能是因為現在他們來醫院了。「從前這樣的人一般不去醫院，他們或者看中醫，或者領養個小孩完了。」
不過，醫生們也都不否認，因為現代化所帶來的污染、肥胖、工作壓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類正在面臨的一個問題。這種衰退的表現之一是精子品質的衰退。
1980 年，世界衛生組織出臺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標準中規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數目的正常值是 6000 萬；
而在 2000 年的第四版 WHO 精液分析標準中，只需要 2000 萬每毫升的濃度，就可算正常了；
又過了十年，2010 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標準中，正常標準又被下調到了 1500 萬。
對這種衰退起推波助瀾作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齡。2013 年，《柳葉刀》雜誌在一期關於「生育力」的專題中特意提到，英格蘭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齡第一次超過了 30 歲。
在中國，這個趨勢同樣明顯，1960 年，我們父母的父母年輕時候，平均初育年齡是 22.02 歲；到了我們的父母年輕的時候，平均初育年齡到了 24.44 歲，而到了我們該生育的時候，根據一份 2012 年的調查報告，中國女性第一次懷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齡主要集中在 25 - 29 歲。
作為注腳的資料還包括，1999 年，北京市的婦女平均初育年齡為 26.67 歲，同年，上海市的婦女平均初育年齡為 27.9 周歲，而也是在同年，香港婦女的平均初育年齡是 29.8 周歲。
上世紀，世界衛生組織（WHO）曾預測，不孕症將會成為 21 世紀的第三大疾病，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事實上，在日本這種不孕症大國，差不多每 6 個寶寶中就有一個是利用過人工輔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
而在美國，每 8 對夫妻中就有一對有懷孕或者保持妊娠問題，美國大約有 740 萬女性在他們一生中曾接受過不孕服務，不過，在美國接受如 IVF 等輔助生殖技術的不孕症病例低於 3%，大約有 85%－90% 的不孕症是用手術或者藥物進行治療的。
WHO 對不孕症的關注幾乎與她對「避孕」的關注始於同一時期。官網上，WHO 對不孕症有兩個定義：臨床上，「一對夫妻進行規律地無保護性生活達到一年時間，而沒有懷孕」，便可被診斷為不孕症；
從人口學角度看，不避孕，非哺乳期，有生育意願，5 年，卻沒有懷孕，被定義作不孕。WHO 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10 年，在全球範圍內，大約有 4850 萬想要孩子的育齡夫婦無法在五年內如願，其中 1920 萬夫婦不能擁有他們的第一個孩子，2930 萬夫婦無法再要一個孩子（後者的資料不包含中國）。」
三. 中國的不孕症發生率如何？
一個被廣為引用的資料來自中國人口協會 2012 年的調查：中國有 4000 萬不孕不育患者——相當於加拿大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占育齡人口的 12.5%。
二十五年前，這個資料只有 6．89%，1988 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公佈的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顯示，1976 - 1985 年全國總的不孕率為 6．89%。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不孕不育的發生率幾乎翻了一番。
正常情況下，有規律性生活的夫妻，一年下來，懷孕的幾率是 87%，連續兩年，這個幾率會上升至 94%，而連續三年，這個幾率幾乎不會有太大變化。
在美國，2002 年，暢銷書作家西維亞•安•休利特寫了本名叫《造人》的書，書中，這位暢銷書作家建議女性應趁年輕及早生育，否則就會面臨不孕不育的風險——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美國女性高管沒有孩子。休利特的書在西方國家引起了一股「生育恐慌」，這風潮甚至讓很多大學研究生院裡 20 幾歲的女生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
2013 年，另一位暢銷書作家簡•圖志在《北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講述了她自己從 35 歲開始，生了三個孩子的經歷。最後一個孩子出生時，圖志已經 40 歲了，她認為：事情沒那麼可怕，我們對高齡不孕過分恐慌了。
然而，圖志文章的資料大多來自她的一本《沒耐心女性懷孕指南》中的一章，那是一本教女人如何掌握最佳受孕時機，增加懷孕幾率的書，換句話說，那是用一本來應對不孕的「生人指南」，而那本書，成了暢銷書。
在那本書裡，圖志問：你的母親並不懂基礎體溫與排卵試紙，不知道什麼叫排卵期，更不知道受精卵如何發育，你還是出生了，為什麼你想要個孩子，會那麼難？「你是個沒耐心的女人，遺憾的是，現代女性多數如此」。她們計畫自己的學業、家庭，她們希望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懷孕，這是件充斥著幾率，充滿了不確定性的事情。
為了提升你懷孕的幾率，你需要抓住排卵的時刻，也許可以放根溫度計在枕畔，每天早上睜眼前來測量自己的基礎體溫——女性的基礎體溫在排卵日最低，排卵後升溫 0.3 - 0.6 度，在體溫曲線上出現一個漂亮的鋸齒形。
也許你還可以買買試紙來「玩尿」，多數排卵試紙依靠促黃體生成素（LH）的濃度預測排卵，多數女性的排卵發生在 LH 峰值後的 14 - 28 小時。但即便如此，你同樣需要接受幾率的安排，美國《生育與不孕》雜誌上的一項研究顯示，排卵前兩天性交，35 到 39 歲女性懷孕的幾率為 29%，27 到 29 之間的女性為 42%。
嚴格的醫學定義而言，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指的是對配子進行操作的輔助生殖手段，即人工授精，或是試管嬰兒。臨床統計來看，必須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夫妻大約占不孕症患者的 20%，如果按不孕症的平均發生率為 10% 來看，大約有 2% 的育齡夫婦需要求助於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然而，這同樣是一種需要依靠幾率的技術，一位資深生殖醫生對他的學生講：「我們能做的只是增加就診者在一段時間內懷孕的幾率」。
兩種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中，人工授精懷孕的幾率大約為就診者自然懷孕率的兩倍。但如果對方年紀比較大，比如 38 歲，兩年內規律性生活卻並沒有懷孕，那麼他們自然懷孕的概率大約只有 1%，兩倍也僅有 2%。與人工授精不同，試管嬰兒的成功率，與患者本人的情況和醫院的醫療水準有關，平均下來，大概在 40% 上下。
幾率同樣出現在圍繞著懷孕的各種因素中，男方因素主要有性功能障礙或是少精弱精等，而女性就複雜多了，可能是因為輸卵管不通、各種因素導致的排卵障礙，以及子宮內膜問題或免疫方面的問題所導致的受精卵不能正常著床。
對這些導致不孕的因素在中國人的不孕症中所占比例並沒有足夠的資料，不過，在採訪中，彭獻東指出，在集愛的就診者中，「多囊卵巢的患者越來越多」——多囊卵巢綜合症（PCOS）是在育齡期婦女中發生率比較高的一個疾病，然而，它的病因不明，發病率不清楚，甚至診斷標準在世界各國目前尚不統一。
根據 1987 年的一項英國的研究，不孕的夫婦中，大約有 40% 的原因來自男方，另外 40% 的原因來自女方，還有 20%，原因比較複雜，與男方和女方都有關係。然而，很顯然，在中國，身受不孕症困擾的夫妻，承受壓力最大的幾乎都是女性。
四. 生育的殘酷一面
中國的生殖醫院人滿為患，是否因為醫院太少？美國人口 3 億多，2012 年，其生殖門診數目是 486 家，日本人口 1.2 億多，生殖門診數目是超過 500 家.
而在中國，生殖中心的數目，根據衛計委的資料，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被批准展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共有 451 家。
與衛計委的資料形成鮮明對照的數位是，如果你在百度上去搜「不孕不育哪裡好」，你會得到超過 1 億條結果，排在這些搜索結果前面幾頁的，有違規的私人醫院，也有赴日美泰等海外醫療機構進行試管嬰兒治療的廣告。
中國的輔助生殖技術在國際上究竟處於一個怎樣的水準？
趙偉鵬認為：「中國的輔助生殖治療，數量上很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跟得很快，基本上國際上有的東西，中國都有。而在北上廣及其他地區的幾個頂尖的輔助生殖中心，不論是技術含量、技術服務還是成功率，與國際同行相比，幾乎沒有差距。」
進行赴外試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因為國內糟糕的就診體驗，比如，排隊很長時間，毫無隱私的診室、電子公告牌和呼叫廣播，一位赴日試管的就診者告訴我，在日本，每個就診者會分得一個對講機，醫生通過機器聯繫就診者，那裡的診廳裡的候診人數大約也有中國診所的 1 / 3，卻安靜有序。
赴外的試管與國內的另一個不同是麻醉。取卵時會疼，教科書上說，「采卵時的疼痛絕大部分是由於針通過腹膜時產生的腹膜刺激痛. 卵巢移動時產生的疼痛, 以及陰道內超生波探頭引起的壓迫痛」.
在中國，取卵手術大多不用麻醉。我曾經問一個就診者，會疼嗎？對方反問，「都來做試管了，還怕疼嗎？」當我問一位中國醫生，為什麼中國的取卵手術不能像某女明星在美國的經歷一樣，使用麻醉？
得到的答案很簡單，「缺人手」。
除了就診體驗，另一部分的赴外試管者大多因為政策法規的原因，代孕在中國都是不允許的，而對供卵，中國的法律並不完全禁止，它只是規定，「只限於人類輔助生殖治療週期中剩餘的卵子」.
不過，這條規定的操作性很差，因為，讓自己尚需進行輔助生殖治療的夫婦捐出卵子幾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就診者的群中，尚有幾個胚胎剩餘的就診者被稱作「富婆」，大部分人，「缺的就是卵子」。
作為一件你只有到了某個年齡階段才開始考慮的事情，生育的殘酷之處在於，一旦發現問題，留給你的時間視窗通常不長，尤其你如果已經需要並開始接受試管嬰兒治療。
我的受訪者中，在試管治療上堅持了超過 5 年的極少，隨著治療的深入，你的精神狀態、身體素質、經濟實力、夫妻感情都會受到極大的挑戰。
一位國內生殖科醫生跟我講起他的那些「試管失敗」的就診者，他們之間最後的交談往往是：「醫生，這是最後一次了，這次不成功，我就去離婚。」
而一位赴外試管的醫療助理告訴我，她會遇到試管期間離婚的案例，一位準備赴美試管的女顧客告訴她，「我已經離婚了，不過希望試管按計劃進行，改為捐精，孩子是我自己的。」
對生育與年齡，在加拿大的婦產醫學學會（SOGC）2010 年通過的《臨床指南》中，有專門的《高齡生育與生育力》一章。
指南指出：「應該在女性二、三十歲的時候告知其年齡相關的不孕，而其他的生殖健康問題，如性健康或者避孕是主要婦女健康保健的一部分。育齡期女性應當意識到，從三十歲後期開始，其自然妊娠與輔助生育技術妊娠成功率（除非使用供卵）顯著降低。因為 35 歲以後生育力的下降以及受孕所需時間的增加，大於 35 歲的女性在試孕 6 個月後就應該去不孕門診就診。」
事實上，近些年，擔任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的主任委員的北醫三院院長喬傑經常在媒體上提到：每次看到門診前長長的排隊人群都覺得非常難過，按說人類生殖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喬傑認為加強生殖健康教育很重要，而這種教育的內容，在某次接受採訪時，她說：
「我非常希望育齡夫妻儘早建立自己的生育計畫，準備生育之後先瞭解生育的基本知識，確實在努力了一年沒有結果的時候，要早一點到正規的婦產科或者是生殖醫學中心去就診，檢查不孕症的哪個環節困擾了你的生育問題，之後醫生會採取儘量簡單貼近自然的方法去幫助你，確實這些方法沒有效果的時候儘早採取輔助生殖技術，這樣在相對比較少的干預下得到一個健康的寶寶。」
生殖健康教育之外，就診者們遇到的實際問題顯然要更多。比如，歧視，整個社會尚認識不到不孕症已經是一種高發的疾病，而且會將它等同於「性無能」，甚至歸結為對家族的「詛咒」，因為害怕被歧視，大部分人羞於走入生殖門診，大部分試管寶寶的家長把這件事當作了家庭的秘密。
雖然目前看來，尚無證據顯示由試管嬰兒技術生出的孩子在生理或心理方面與其他孩子有任何不同。再比如，進行輔助生殖治療時所需的生育證明檔——這類檔通常要求回到原籍地開具，而各地開證明的要求不同，各地醫院對證明格式的要求也不同，「經常搞到要來回數趟，花費巨大的時間、精力」。
從取卵到移植，即使最順利的流程，花費也會超過 2 萬，醫保是否應該全部或部分地負擔就診者的費用，這同樣是個問題。即使在接受我採訪的醫生中，答案也並不統一。支持者舉出日本的例子，在日本，符合一定條件的夫婦可以免費接受至少一次的試管嬰兒治療，也有人指出，輔助生殖治療目前「價格昂貴，成功率尚低」，由公共財政負擔的話，也許尚不是時機。不過，雙方都支援對失獨的不孕症就診者提供經濟資助，畢竟，那些人通常經濟狀況並不好。有醫生甚至提到，是否對他們（失獨者）可以使用某些更具可操作性的供卵政策，畢竟，「對這些人來說，時間很重要」。
2008 年，時任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主任委員的王一飛寫道：
「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在中國衛生資源配置中究竟應放在何種地位，如何在中國建立一個分級諮詢、篩查與轉診的有效機制，如何在中國對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作合理佈局，以充分發揮有限衛生資源的最大效益。」
「每一個新技術的出現必然會帶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倫理、法律、社會與資源配置的思考；每個國家也必須制定既符合國際共同準則又切合國情的規範與準則。然而，制定規範與準則的目的不是限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而應為其健康發展提供寬鬆有序的支撐性政策環境。」
在備孕群中，這裡以擅長應對高齡不孕、卵巢功能低下和反復移植失敗而著稱。早上 6 點 26 分，有人掛到了生殖門診的第 180 號——2013 年，那家擁有 6 位主任醫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門診數就已經突破了 800，整個科室也從原來的半層樓擴展到了幾近三層樓。我問一個正在排隊的中年男人，每天開始掛號的時間？回答說：「不知道，可能是早上 4 點半吧。」
不用問路，隨著人流，繞過從血檢窗口排到走廊還轉了個彎的血檢隊伍——這隊伍，不消說，大部分是生殖門診的病人——擠進一個小小的電梯間，電梯緩緩上行，有人在互相問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個被稱作小李的人高馬大的保安趕緊低頭跟對方打個招呼，「大姐早，今天是來取卵，還是移植？」
7 樓的電梯一出來，同樣是排著長隊的人，隊伍從走廊中間的護士台那裡排出來，貼著樓道的一端，在電梯那兒拐了個拖泥帶水的彎，拉出幾個尾巴。護士台裡貼著用來維持秩序的招貼畫，畫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質問：「未來的爸爸媽媽們，你們是在為我插隊嗎？」另一側的初診登記處，有詳細的建檔注意事項、二胎生育證明樣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門診的就診者還是以一胎為主，但二胎的夫婦，人數正在增加。
兩側的盡頭和中間的診廳分佈著主要診室，大多掛著「男士免入」的牌子。樓道臨窗的走廊密排著座椅，算候診廳，對著窗的一側排著幾個小門，門上分別掛著男、女廁所，「男科診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
與上廁所類似，男人們不怎麼需要排隊，而且很快就從診室裡出來了，而女人們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診室的門口等，不過，一旦進了診室，往往也能比較快就出來。
候診是一段漫長而無聊的時光，電子屏上顯示著滾動的通知，樓道裡響著「XXX 號＊＊＊請到 n 診室候診」的廣播，被叫到號碼的人，去到診室的門口繼續排隊。醫生看診時，診室們通常開著門，門的一側有屏風，屏風後面是檢查床，因為就診者太多，這類診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緊湊，一個就診者尚未離開，下一個已經在門內等著了。
二. 不孕潮到來？
仿佛一夜之間，生殖門診變得人滿為患，是因為不孕症發病率在增加嗎？主因應該並非完全如此，彭獻東這樣回答我。彭是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的醫生，是中國最早的那批進入輔助生殖領域的醫生之中的一個。
他告訴我：現在覺得醫院裡不孕症的病人特別多，可能是因為現在他們來醫院了。「從前這樣的人一般不去醫院，他們或者看中醫，或者領養個小孩完了。」
不過，醫生們也都不否認，因為現代化所帶來的污染、肥胖、工作壓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類正在面臨的一個問題。這種衰退的表現之一是精子品質的衰退。
1980 年，世界衛生組織出臺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標準中規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數目的正常值是 6000 萬；
而在 2000 年的第四版 WHO 精液分析標準中，只需要 2000 萬每毫升的濃度，就可算正常了；
又過了十年，2010 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標準中，正常標準又被下調到了 1500 萬。
對這種衰退起推波助瀾作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齡。2013 年，《柳葉刀》雜誌在一期關於「生育力」的專題中特意提到，英格蘭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齡第一次超過了 30 歲。
在中國，這個趨勢同樣明顯，1960 年，我們父母的父母年輕時候，平均初育年齡是 22.02 歲；到了我們的父母年輕的時候，平均初育年齡到了 24.44 歲，而到了我們該生育的時候，根據一份 2012 年的調查報告，中國女性第一次懷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齡主要集中在 25 - 29 歲。
作為注腳的資料還包括，1999 年，北京市的婦女平均初育年齡為 26.67 歲，同年，上海市的婦女平均初育年齡為 27.9 周歲，而也是在同年，香港婦女的平均初育年齡是 29.8 周歲。
上世紀，世界衛生組織（WHO）曾預測，不孕症將會成為 21 世紀的第三大疾病，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事實上，在日本這種不孕症大國，差不多每 6 個寶寶中就有一個是利用過人工輔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
而在美國，每 8 對夫妻中就有一對有懷孕或者保持妊娠問題，美國大約有 740 萬女性在他們一生中曾接受過不孕服務，不過，在美國接受如 IVF 等輔助生殖技術的不孕症病例低於 3%，大約有 85%－90% 的不孕症是用手術或者藥物進行治療的。
WHO 對不孕症的關注幾乎與她對「避孕」的關注始於同一時期。官網上，WHO 對不孕症有兩個定義：臨床上，「一對夫妻進行規律地無保護性生活達到一年時間，而沒有懷孕」，便可被診斷為不孕症；
從人口學角度看，不避孕，非哺乳期，有生育意願，5 年，卻沒有懷孕，被定義作不孕。WHO 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10 年，在全球範圍內，大約有 4850 萬想要孩子的育齡夫婦無法在五年內如願，其中 1920 萬夫婦不能擁有他們的第一個孩子，2930 萬夫婦無法再要一個孩子（後者的資料不包含中國）。」
三. 中國的不孕症發生率如何？
一個被廣為引用的資料來自中國人口協會 2012 年的調查：中國有 4000 萬不孕不育患者——相當於加拿大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占育齡人口的 12.5%。
二十五年前，這個資料只有 6．89%，1988 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公佈的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顯示，1976 - 1985 年全國總的不孕率為 6．89%。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不孕不育的發生率幾乎翻了一番。
正常情況下，有規律性生活的夫妻，一年下來，懷孕的幾率是 87%，連續兩年，這個幾率會上升至 94%，而連續三年，這個幾率幾乎不會有太大變化。
在美國，2002 年，暢銷書作家西維亞•安•休利特寫了本名叫《造人》的書，書中，這位暢銷書作家建議女性應趁年輕及早生育，否則就會面臨不孕不育的風險——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美國女性高管沒有孩子。休利特的書在西方國家引起了一股「生育恐慌」，這風潮甚至讓很多大學研究生院裡 20 幾歲的女生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
2013 年，另一位暢銷書作家簡•圖志在《北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講述了她自己從 35 歲開始，生了三個孩子的經歷。最後一個孩子出生時，圖志已經 40 歲了，她認為：事情沒那麼可怕，我們對高齡不孕過分恐慌了。
然而，圖志文章的資料大多來自她的一本《沒耐心女性懷孕指南》中的一章，那是一本教女人如何掌握最佳受孕時機，增加懷孕幾率的書，換句話說，那是用一本來應對不孕的「生人指南」，而那本書，成了暢銷書。
在那本書裡，圖志問：你的母親並不懂基礎體溫與排卵試紙，不知道什麼叫排卵期，更不知道受精卵如何發育，你還是出生了，為什麼你想要個孩子，會那麼難？「你是個沒耐心的女人，遺憾的是，現代女性多數如此」。她們計畫自己的學業、家庭，她們希望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懷孕，這是件充斥著幾率，充滿了不確定性的事情。
為了提升你懷孕的幾率，你需要抓住排卵的時刻，也許可以放根溫度計在枕畔，每天早上睜眼前來測量自己的基礎體溫——女性的基礎體溫在排卵日最低，排卵後升溫 0.3 - 0.6 度，在體溫曲線上出現一個漂亮的鋸齒形。
也許你還可以買買試紙來「玩尿」，多數排卵試紙依靠促黃體生成素（LH）的濃度預測排卵，多數女性的排卵發生在 LH 峰值後的 14 - 28 小時。但即便如此，你同樣需要接受幾率的安排，美國《生育與不孕》雜誌上的一項研究顯示，排卵前兩天性交，35 到 39 歲女性懷孕的幾率為 29%，27 到 29 之間的女性為 42%。
嚴格的醫學定義而言，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指的是對配子進行操作的輔助生殖手段，即人工授精，或是試管嬰兒。臨床統計來看，必須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夫妻大約占不孕症患者的 20%，如果按不孕症的平均發生率為 10% 來看，大約有 2% 的育齡夫婦需要求助於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然而，這同樣是一種需要依靠幾率的技術，一位資深生殖醫生對他的學生講：「我們能做的只是增加就診者在一段時間內懷孕的幾率」。
兩種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中，人工授精懷孕的幾率大約為就診者自然懷孕率的兩倍。但如果對方年紀比較大，比如 38 歲，兩年內規律性生活卻並沒有懷孕，那麼他們自然懷孕的概率大約只有 1%，兩倍也僅有 2%。與人工授精不同，試管嬰兒的成功率，與患者本人的情況和醫院的醫療水準有關，平均下來，大概在 40% 上下。
幾率同樣出現在圍繞著懷孕的各種因素中，男方因素主要有性功能障礙或是少精弱精等，而女性就複雜多了，可能是因為輸卵管不通、各種因素導致的排卵障礙，以及子宮內膜問題或免疫方面的問題所導致的受精卵不能正常著床。
對這些導致不孕的因素在中國人的不孕症中所占比例並沒有足夠的資料，不過，在採訪中，彭獻東指出，在集愛的就診者中，「多囊卵巢的患者越來越多」——多囊卵巢綜合症（PCOS）是在育齡期婦女中發生率比較高的一個疾病，然而，它的病因不明，發病率不清楚，甚至診斷標準在世界各國目前尚不統一。
根據 1987 年的一項英國的研究，不孕的夫婦中，大約有 40% 的原因來自男方，另外 40% 的原因來自女方，還有 20%，原因比較複雜，與男方和女方都有關係。然而，很顯然，在中國，身受不孕症困擾的夫妻，承受壓力最大的幾乎都是女性。
四. 生育的殘酷一面
中國的生殖醫院人滿為患，是否因為醫院太少？美國人口 3 億多，2012 年，其生殖門診數目是 486 家，日本人口 1.2 億多，生殖門診數目是超過 500 家.
而在中國，生殖中心的數目，根據衛計委的資料，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被批准展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共有 451 家。
與衛計委的資料形成鮮明對照的數位是，如果你在百度上去搜「不孕不育哪裡好」，你會得到超過 1 億條結果，排在這些搜索結果前面幾頁的，有違規的私人醫院，也有赴日美泰等海外醫療機構進行試管嬰兒治療的廣告。
中國的輔助生殖技術在國際上究竟處於一個怎樣的水準？
趙偉鵬認為：「中國的輔助生殖治療，數量上很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跟得很快，基本上國際上有的東西，中國都有。而在北上廣及其他地區的幾個頂尖的輔助生殖中心，不論是技術含量、技術服務還是成功率，與國際同行相比，幾乎沒有差距。」
進行赴外試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因為國內糟糕的就診體驗，比如，排隊很長時間，毫無隱私的診室、電子公告牌和呼叫廣播，一位赴日試管的就診者告訴我，在日本，每個就診者會分得一個對講機，醫生通過機器聯繫就診者，那裡的診廳裡的候診人數大約也有中國診所的 1 / 3，卻安靜有序。
赴外的試管與國內的另一個不同是麻醉。取卵時會疼，教科書上說，「采卵時的疼痛絕大部分是由於針通過腹膜時產生的腹膜刺激痛. 卵巢移動時產生的疼痛, 以及陰道內超生波探頭引起的壓迫痛」.
在中國，取卵手術大多不用麻醉。我曾經問一個就診者，會疼嗎？對方反問，「都來做試管了，還怕疼嗎？」當我問一位中國醫生，為什麼中國的取卵手術不能像某女明星在美國的經歷一樣，使用麻醉？
得到的答案很簡單，「缺人手」。
除了就診體驗，另一部分的赴外試管者大多因為政策法規的原因，代孕在中國都是不允許的，而對供卵，中國的法律並不完全禁止，它只是規定，「只限於人類輔助生殖治療週期中剩餘的卵子」.
不過，這條規定的操作性很差，因為，讓自己尚需進行輔助生殖治療的夫婦捐出卵子幾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就診者的群中，尚有幾個胚胎剩餘的就診者被稱作「富婆」，大部分人，「缺的就是卵子」。
作為一件你只有到了某個年齡階段才開始考慮的事情，生育的殘酷之處在於，一旦發現問題，留給你的時間視窗通常不長，尤其你如果已經需要並開始接受試管嬰兒治療。
我的受訪者中，在試管治療上堅持了超過 5 年的極少，隨著治療的深入，你的精神狀態、身體素質、經濟實力、夫妻感情都會受到極大的挑戰。
一位國內生殖科醫生跟我講起他的那些「試管失敗」的就診者，他們之間最後的交談往往是：「醫生，這是最後一次了，這次不成功，我就去離婚。」
而一位赴外試管的醫療助理告訴我，她會遇到試管期間離婚的案例，一位準備赴美試管的女顧客告訴她，「我已經離婚了，不過希望試管按計劃進行，改為捐精，孩子是我自己的。」
對生育與年齡，在加拿大的婦產醫學學會（SOGC）2010 年通過的《臨床指南》中，有專門的《高齡生育與生育力》一章。
指南指出：「應該在女性二、三十歲的時候告知其年齡相關的不孕，而其他的生殖健康問題，如性健康或者避孕是主要婦女健康保健的一部分。育齡期女性應當意識到，從三十歲後期開始，其自然妊娠與輔助生育技術妊娠成功率（除非使用供卵）顯著降低。因為 35 歲以後生育力的下降以及受孕所需時間的增加，大於 35 歲的女性在試孕 6 個月後就應該去不孕門診就診。」
事實上，近些年，擔任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的主任委員的北醫三院院長喬傑經常在媒體上提到：每次看到門診前長長的排隊人群都覺得非常難過，按說人類生殖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喬傑認為加強生殖健康教育很重要，而這種教育的內容，在某次接受採訪時，她說：
「我非常希望育齡夫妻儘早建立自己的生育計畫，準備生育之後先瞭解生育的基本知識，確實在努力了一年沒有結果的時候，要早一點到正規的婦產科或者是生殖醫學中心去就診，檢查不孕症的哪個環節困擾了你的生育問題，之後醫生會採取儘量簡單貼近自然的方法去幫助你，確實這些方法沒有效果的時候儘早採取輔助生殖技術，這樣在相對比較少的干預下得到一個健康的寶寶。」
生殖健康教育之外，就診者們遇到的實際問題顯然要更多。比如，歧視，整個社會尚認識不到不孕症已經是一種高發的疾病，而且會將它等同於「性無能」，甚至歸結為對家族的「詛咒」，因為害怕被歧視，大部分人羞於走入生殖門診，大部分試管寶寶的家長把這件事當作了家庭的秘密。
雖然目前看來，尚無證據顯示由試管嬰兒技術生出的孩子在生理或心理方面與其他孩子有任何不同。再比如，進行輔助生殖治療時所需的生育證明檔——這類檔通常要求回到原籍地開具，而各地開證明的要求不同，各地醫院對證明格式的要求也不同，「經常搞到要來回數趟，花費巨大的時間、精力」。
從取卵到移植，即使最順利的流程，花費也會超過 2 萬，醫保是否應該全部或部分地負擔就診者的費用，這同樣是個問題。即使在接受我採訪的醫生中，答案也並不統一。支持者舉出日本的例子，在日本，符合一定條件的夫婦可以免費接受至少一次的試管嬰兒治療，也有人指出，輔助生殖治療目前「價格昂貴，成功率尚低」，由公共財政負擔的話，也許尚不是時機。不過，雙方都支援對失獨的不孕症就診者提供經濟資助，畢竟，那些人通常經濟狀況並不好。有醫生甚至提到，是否對他們（失獨者）可以使用某些更具可操作性的供卵政策，畢竟，「對這些人來說，時間很重要」。
2008 年，時任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主任委員的王一飛寫道：
「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在中國衛生資源配置中究竟應放在何種地位，如何在中國建立一個分級諮詢、篩查與轉診的有效機制，如何在中國對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作合理佈局，以充分發揮有限衛生資源的最大效益。」
「每一個新技術的出現必然會帶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倫理、法律、社會與資源配置的思考；每個國家也必須制定既符合國際共同準則又切合國情的規範與準則。然而，制定規範與準則的目的不是限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而應為其健康發展提供寬鬆有序的支撐性政策環境。」